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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偷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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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流 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口述历史.偷渡】青春不羁,破茧冲关
    青春不羁,破茧冲关
              ——我的偷渡经历
               (一)
      我叫李煦,1952年出生,文革前广州第三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我的父亲在民国年间是执业律师,“走日本仔”时全家去了香港,香港沦陷后又去了澳门,抗战胜利后才回广州,没有几年,避内战又去到香港。那时香港也是民生凋敝,一家人生活无着。1951年,在我大姐的力主和鼓动下,全家回到广州。
    49年鼎革之后,律师这个行当就没有了,父亲后来从事化工行业养家。处身这个时代,大凡沾上“知识”都有“罪”,那时有过“高知”登记,我父亲坚决不去,小心翼翼地躲开了“历次政治运动”的伤害。
    我的大哥在1954 年就去了香港,二哥1962年也偷渡去了。父母及我和几位大姐留在广州。大哥在香港上警察学校,当上了警察,亏得有这个大哥,大饥荒年代经常寄些猪油、面粉上来接济,一家人得以度过难关,我年幼之时最开心的事就是见到大哥的邮包来了。
    1968年11月 8日,我“上山下乡”,去了肇庆市高要县金利公社。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下乡仅仅十天,就被带到公社的一个会场,公社“贫下中农法庭”开会宣判几个所谓“地主仔”,他们的“罪名”是什么“恶毒攻击”、“阶级报复”、“聚众赌博”等等。会后,这几个年轻人被套入猪笼,被人扛着。大队浩浩荡荡行进到了西江边,把猪笼用船用船载到江中心,抛了下去。内中有一个猪笼浮上水面,众人又用船桨把他打了下去。这就是所谓“浸猪笼”了,这个传说中的“习俗”存在了千年,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披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衣又“发扬光大”,世界上没有比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深刻的一课!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在农村呆了不多久,就经常回流广州。
    回流广州干什么呢?上街看看、玩玩乐器,有段时间养热带鱼,繁殖出来拿到北京路禺山市去卖。没有口粮怎么办呢?两造收割之时回插队的生产队去分谷,口粮要靠工分来抵扣,没有工分怎么办?拿钱去买。拿到口粮之后,除了带部分回广州,剩余的部分就卖给有需要的农民,这样还能赚到差价。
    最令人烦心的是,时不时有街道片警与“街八”上门“旺格”(查户口),驱赶回流知青回乡。这些人最喜半夜上门,一手执水火棍一手持大电筒,气势汹汹,翻床揭席,一家人忍气吞声接受盘问和喝斥。
    日子日复一日过去,何时是个尽头呢?又长了几岁,前途何在?

             (二)

    一个偷渡潮正在涌动,有些得风气之先的知青,已经成功偷渡港澳,这些个消息像一块石子投向湖面,激起越来越大的涟漪。

    我亦为这一日早作准备,每天一早,与志同道合者到越秀山百步梯练体能,上下跑几个来回,练完登山,又去越秀山游泳场游水,游完水又去鲤鱼头打羽毛球、乒乓球......我们都把这里称作“百步梯军校”。还不定期去大金钟水库、去白沙河游泳,好几次实操从西村游到石门,一个来回,据说有二十公里。那时候在这个河段游泳的人可真多啊,经常几百号人同时下水,蔚为壮观,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为何来。
    还有就是要熟习一些天文地理知识,例如计算潮汐涨退时间,以星象、植被形态来判断方向,比如说,树木生青苔的一面为北,光身一面为南等等。
    我第一次偷渡是在1972年夏天,与成为我女朋友的同学同去,同行的还有小学同学阿苏。
    我们为此准备了大胶袋,落水时,把衣物塞入胶袋里,封扎袋口,就形成一个浮水的气囊,用以借力浮水。当然,粮食、指南针、药品都不能少。
    我们乘汽车到了东莞,那时乘车要靠单位证明,不过东莞并非真正的边防地区,无须边防证,乘车证明还是好弄的,假的也容易蒙混过关。到达东莞,几经艰辛靠近“堆口”(大山),按事先做好的“功课”,在晚上“埋堆”(入山)。
    入山以后,方知道山路的艰险,连绵起伏不见尽头,晚上费劲爬上山顶,接着下山。 如此走了四、五晚,白天来临,我们正躲在树丛中,被巡山民兵发现,被喝令爬出来。这个藏身的地方我们自认为僻静,被押送时才知道就在防火隔离带旁边,靠近巡山通道。我先被送到深圳收容站,再转送樟木头收容站,接着“解局”,被送到广州沙河收容站,转解肇庆、高要收容站,最终解到公社所在金利镇,放人。我空无一文,如何回广州?亏得有同学在附近插队,我借得两元钱,坐船返广州。整个过程前后不足半个月。而女朋友则被送到她下乡的南海九江,比我更早回到广州。大家见面,分别几天,恍如隔世。

               (三)

    1974年夏天,经过两年的蛰伏,我又踏上了“起锚”的路程。这一次同行的有六人,我与女朋友、同学阿苏、阿平、阿杨,还有一位阿强。阿强是广州去海南知青,老家在惠州农村,老家有人,并答应协助我们“埋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了邻近边防地区的人协助,成功的把握就会提高。我们每人凑50元给阿强的亲戚,用以购买必需品如药品之类,还有就是作为酬劳。

    这一次我们准备的干粮是“鸡仔饼砖”。何谓“鸡仔饼砖”呢?就是到“成珠楼”酒家买来鸡仔饼,用哑铃将其舂碎,把饼茸倒入四方砖模中,再用哑铃舂实,卸去模具,就是一块砖头模样,叫作“鸡仔饼砖”。因为鸡仔饼里面有肥猪肉、白糖、盐、面粉,提供的热量足,成为偷渡人士的首选。鸡仔饼砖用胶纸包好,以防入水,先行由阿强带到惠州。

    我们一行五人乘船去惠州,母亲亲自送我上船,当时母亲的心境我不知不晓,直到我自己亦为人父,才明白一个母亲,送儿子踏上不可测的路途,前面生死未卜,心里会有多慌乱多酸痛。父亲倒是反对我去的,他认为太危险,可是,我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也就义无反顾了。  
    到了惠州,阿强突然说这次他就不去了,我们也不好问根由,随他啦。其余一切进展如常,不过同行人就变成了五人。阿强的亲戚预先把我们的物品送入“堆口”中,我们空身分批进入山,阿强的亲戚大概地指了方向,我们就正式“埋堆”了。
    刚刚入山,同行的阿平嫌我带着女朋友,认为带着女人不吉利,碍手碍脚的。唉,我听着也不好受,我心想好聚好散啦,同是赴难人,大家不要勉强,伤了和气。于是我们就分开走。结果,阿平与阿杨两个人自己走开了,我们三人另走一边。走了两晚,在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山间野径中我们竟又不期然碰在一起!信缘分吧,我们又纠合在一起行动了。

    在行进路上,不时会与其他偷渡客碰在一起,大家同是沦落人,会交流一些信息,会共同走上一段路,最多一次,竟然有二十多人同一队伍。内中有不少人参加过“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徒步串连,当年也是结队一路的走,可是前面一次是政治的狂热,走的是大路,这一次是亡命之旅,是对那种政治的背弃,这一切都让我们赶上了。

    还要讲述一下,这次我们每人都带着硫酸铜,作什么用呢?原因是我们预定下水的地方是大鹏湾,据说有鲨鱼出没。而偷渡人士中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说是硫酸铜可以防鲨鱼。于是我们每个人的裤头都缝上了一包硫酸铜,一下水就会渗透出来,当然,也不知效果如何。
    这一次在惠州“埋堆”,惠州在香港的东北面,下水地点预定在大鹏湾西部靠大小梅沙一带,从惠州去显然比从东莞去路程要长,故此我们都作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冤枉路肯定走了不少,我们所带的干粮日见其少,只得偷农民的番薯、木瓜来补充。在“起锚”后第十五日到了一个山头,终于眺望到了大海。
    可是,台风也不期然而至。我们潜行至半山腰,只见大风呼号,树木摇曳,海面上翻起滔天巨浪。我们被困在山上,粮食将尽,饥寒交加,真正是“望洋兴叹”,一筹莫展,只能在心中默祷台风快点过去。
    在半山腰足足等了两天两夜,风浪渐渐平静下来,似乎可以下海了。
就像冥冥中有个注定,没游出几步,白头浪又起,且渐次加大。游了几十米,突然一个大浪扑面盖下,我捆扎浮水胶袋的背带被浪头打断,整个胶袋瞬间被海浪捲走,除了穿着的那条牛头裤,我变成无所依傍的空身人。
    人生的生死关头到了,千辛万苦到了海边,下到水中通常被认为是有七分成功了,如果放弃就全白费啦。可是继续前游,我可能死掉,因为我只能够靠手划水浮在海面上,又冷又饿......
    黑暗中我大声呼喊,问大家:还搏不搏啊?这三五百米顶风搏浪的游程,已经让各人领教了怒海的威力,不知是谁提议:还是上岸去先避一避吧。

    一调头,十分钟内风浪就把我们推送上岸,大家叭在沙滩上,冷得牙齿上下打战,大家打开胶袋,换上了衣衫。可怜我衣物随胶袋被风浪打去,无衫可穿,只剩下一裤头。

    一行人在海边梭巡,只想能找到一间民居,弄一点吃的,暖一下身子,黑夜中隐约见到不远处有一组房子。来不及细思量及观察,推开房子那扇虚掩的门,完了,原来这是边防军的驻地,里面一排排营房,军人们正在歇息、纳凉......

    我们被喝令蹲在墙角,不捆不绑,哨兵说,放了你们你们也走不远。饥寒交迫熬到天明,“扮蟹”―一个个被绳子绑起来再串起来,押送去溪冲营部。押送途中,唯我最为狼狈,只穿着裤头,脚上无鞋,脚板被岩石割裂的伤口塞满咸海沙,一歩一钻心,直到麻木。路过一田基,路边一位农民大嫂给我扔过来一对旧塑料鞋,我得以穿上,人性的温暖,我铭感至今。

    那一场台风,有多少偷渡客葬身鱼腹不得而知。在营部押解去深圳前,我们大约二三十个当晚在沿线落网的偷渡客,被集中在海边悬崖一个大大的水泥平台上,等待起解,脚下十几米处就是海滩,我们被勒令双手抱头背向海滩蹲下,不准东张西望。其实从囚室岀来时已经瞅见当时沙滩上有几个人正在埋死尸,我实在忍不住好奇,转头看了一眼,看见沙滩上散落大慨有五六条“咸鱼”(这是对死者的不敬了,此处不过还原当年的叫法)。转头动作太大,被持冲锋枪看守的边防军战士发觉,伴随一句国骂:“他妈的不老实!”,后脑勺挨了射点球力度的一脚。至今不能忠裆爱角,我认为是那狠狠一脚把我踢成的。

    再一次依这样的路径“解局”: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广州沙河收容站——肇庆收容站。没有上次幸运了,这次我从肇庆收容站被送到肇庆地区的石洞农场劳动,苦役一个半月才被释放,回到家中。

               (四)

    1976 年年初我被招工回城,到广州市建筑工程学校当校工。
    青春不羁,偷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这时候,阿平找到了我。阿平,广州长大的河北人,其父是当年南下干部,好像当个邮电学校的校长之类的官,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整得惨了,故此阿平产生了强烈的外逃愿望。一个外省人,港澳无亲无故,即使到了那边得怎样艰难求生,心中全然无数。但是他顾不得许多,一心就是逃离。阿平在上次失败后,几年间一直没有停步,不断尝试,也被捉过。有志者事竟成,阿平目前生活在澳洲。
    我们谋划再次偷渡,这一次得搞点有“技术含量”的,就是行话里说的“老橡局”。
    所谓“老橡局”就是用橡皮艇偷渡,
    1978年12月,我与阿平再次踏上了偷渡的征程。由于这一次是“老橡局”,不用游水,故此选择冬天。计划是这样的:骑单车穿过东莞,宝安,到达蛇口一带,“弃車”,然后乘橡皮艇过去。至于船桨,带着上路未免太招人注目,到达边防地区见机而作,找几块木板之类代替吧。

    我们买来两张边防地区居民的通行证,每张五十元。通行证是真的,只是换上我们的照片,造得还算逼真,钢印效果都出来了。
    阿平的朋友,替我们在东莞厚街备好单车,我们到达后过了一夜,骑上单车就向南进发。此行准备的东西也较为简便,因为设想用橡皮艇几个小时就能过去,故此连干粮都没有带。橡皮艇绑在我身上,由于我一米八的个子,冬天衣服厚,橡皮艇捆在身上真不太显眼。
    由于有了边防通行证壮胆,可以冒充宝安知青,我们放心骑行大路,一直往宝安奔去。到了东莞与宝安交界的下栅检查站,我一下子就冲了过去,没有任何留难。过去后我在路边等候阿平,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我等得不耐烦了,心想阿平应对是否有点问题,于是回头想帮他几句,结果一走近检查站,我也被控制起来,被带到礼堂剥去外衣,那艘橡皮艇就败露了。
   想来是阿平的样貌惹出麻烦,典型的北方人,鼻梁高高眉清目秀。再就是经不起查问,问他几个地名,哪里答得出来?我再回头搭救,也就成了自投罗网。
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是想给大众留一份记忆,希望后人能少受一些磨难,希望今后社会好一些,在我们的身边,再也不要出现亡命偷渡这样惨烈的事了。

cyc1012 发表于 7 天前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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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茫流 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口述者:洪膺     

    (一) 逐出广州  陷入绝境

    我叫洪膺,这个名字,是我在1972年偷渡抵港后,在香港水警总部灵机一动想出来并作登记的,实际上这不是我的原名。连同姓名一起更改的,还有出生年份,我实际上是1943年出生的,改成1946,目的是为日后找工作有利着想。不料到了如今,我在美国领取退休金以及在香港领“生果金”,统统要押后三年。

    我的父亲早年在陈济棠创办的广州“燕塘”军校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国军,1941年在三水县芦苞与来犯之日军打了一场恶仗,我父亲是机枪连的连长,英勇杀敌,事后受到褒奖。此役国军几乎全军覆没,我父亲游过北江得以幸存,这一仗现时三水县县志有记述。1946年父亲已是国军暂八师少校副营长,抗战胜利后部队被裁切,父亲变身为民,打工谋生。1949年G·M·D溃退,父亲在薛岳部队重新登记入伍。在最后一刻,父亲放心不下妻儿,离队探望。部队却在此时突然开拔(退守海南岛),父亲未及赶上,留在大陆,却在1951年三月以三十四岁之身病故。父亲这一走,躲过了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或许还有免除了今后几十年的磨难。

    我和妹妹随母在三水县生活、读书,1958年考入广东省化工学校,1961年分配到新成立的化工部广州合成材料老化研究所工作,当上了技术员。

    1966年六月初,我和所里另外两个大学生,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蛊惑,鹦鹉学舌地贴出了研究所内的第一张大字报,无非是什么人阻碍我所运动的发展之类。不旋踵三个人被“市委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天天被关起来交代问题,准备进一步批判。

    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及至七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撤销工作组,我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得以揭去,雨过天晴,心中是何等感激毛泽东,简直以为他是大恩人,所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唯有“紧跟”作为报答。

    文革深入,社会大乱,群众组织林立,人人声称忠于毛泽东,却又拳头互挥,竟发展到枪炮相对。我走向社会,风云际会之间,居然当上了员村地区“工联”的头头,后又被调到全市工人造反派组织(工联)当秘书长。这样的机会,使我对“文革”种种,能近距离观察,亲眼见证。虽然光怪陆离,却以为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未怀疑,还庆幸自己赶上了“世界革命”的盛会。

    到了1968年,毛泽东觉得运动要煞科了,“伟人”反转掌心,一个“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及一系列举措,把大大小小的“造反派”打翻在地。我被送回单位,关入“牛棚”,天天写检查,反复批斗。我从未参加过武斗,一切行为依足上面精神,却被当作坏人镇压。当然,“出身反动军官家庭”一项已经够我陷入深渊了。

    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高潮,绞肉机加速运转,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满大街都是杀人公告。我被单位除名,由两个“工纠”(工人纠察队)押送到粤北韶关曲江县坪石公社,随身带着两大袋“罪行材料”转交给接收方。

    到了农村,生产队将我安置在一间空置的农舍,我独处一室,和衣枯坐,明白自此之后,将不会有每月“出粮”,将无“粮油簿”,连在广州居住的资格也丧失了,“吊销城市户口”是毛时代最令人生畏的处分。

    命运将我抛到这个冷僻山村,不明就里的农民还称我为“洪同志”,咦!我头上种种“反动”的帽子不翼而飞,再也听不到无休止的“批判”和喝斥了,我居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心情反而踏实了。

    再也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我除了义无反顾地逃离,逃离这个虎狼之国,还有什么选择呢?

    (二) 块肉余生 逃出樊笼

    我第一次偷渡,时间大约在1971年五、六 月间。走的是西线,即蛇口、后海湾一线。一行四人,三男一女,在东莞厚街附近“埋堆”,在山上行了五、六日,卒之在一个傍晚被民兵发现,我们未作过多反抗。我经深圳收容所——东莞樟木头收容所——广州的沙河收容所(省级)——韶关收容所,这一条路径遣返。由于粤北的偷渡潮比其它地方要轻,故此遣返过程较快,我回到公社,连难听的话都没有听到,不似别的地方,偷渡者送回去之后又要关押批斗一番。

    第二次偷渡,大约在1971年八、九月份,这一次,走的是澳门线。我在下乡地坪石认识了一位陈姓朋友,他说有条路,到斗门县由朋友接应,用小艇载到边防区某个海域,然后下水游过澳门。我一听大喜过望,于是与陈姓父子,以及朋友所托的一位女仔,四个人分别用假证明乘船到了斗门县白蕉镇。不料,接应的人姗姗来迟,来到后就推说风声紧,无法成行,连入村都不能——唉!我们这次算是遇到“生虫拐杖”了。因为广州到斗门的班船每天才一趟,当天无法回返。我们四人茫然四顾,手足无措。结果在求宿之时被“革命群众”扭送到派出所,身上所带之物,如球胆、指南针之类,已经表白了我们的身份。

    在斗门收容所,我居然碰上了数月前在深圳收容所认识的广州知青——发杨,他本插队在斗门,在深圳那边偷渡失手,被移送回斗门,整个过程居然被关押数月之久仍未释放。这一次我也被关了两个多月,与发扬成了莫逆之交,他助我之后的两次偷渡,并且逃出生天,这是后话。

    第三次偷渡,时间在1972年五、六月,发杨对我讲,他的妹妹在惠阳县潼湖插队落户,潼湖 向南走就是大亚湾,其妹可以“接堆”,助我偷渡。我们一行五人上路,四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是情侣关系。发杨的妹妹阿秀替我们准备好了干粮,接待并送我们“埋堆”(入山)。我们走了七日,一路上是夜行昼宿,疲惫不堪。某日傍晚,见山下大雾,众人商议,不如今晚早点出发,以冲过平原。岂料刚出山,大雾被风吹散,一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民兵追截,我们四处逃散。结果,四男被捉,一女跑掉。我们四个男的被一路遣返,最终在广州见了面。而那位吴姓姑娘,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的母亲追问我们,我们不敢直视,只能责怪她的男友为何不贴紧女友。噢,偷渡中的人间惨剧,又何止一单。

    第四次偷渡,是1972年九月的事,走的还是惠阳潼湖这条线,这一次三男两女,阿秀不但“接堆”,还同行“起锚”。我们每个人的裤头都缝了一袋硫酸铜,说是防鲨鱼用。在山上走了七日七夜,快到海边,结果还是被夜晚设伏的民兵发现,逃跑追截间,他们四人全被抓住,我跌落山坑。只听得民兵在呼:还有一个的还有一个的,我则大气不敢出。

    终于躲过一难,得以走脱,因此番扰攘,耗去不少时间,我掐指一算,如果此刻冲到海边下水,天明之前难以越过大海,有被人在海上捞汤圆的可能。只能再隐藏一天。所幸所有干粮、浮水球胆等样样在身,可见当初人均一套有先见之明。

    第二天晚上,我因应潮汐,推迟大约半小时出发。到得海边,先判别天际线最光亮的方向,前行者有谓:天边光亮的方向就是香港,黑沉沉的就是中国。我将这个意思变造成一个励志句:香港那边就是光明。

    我一个人下水,载沉载浮,向前划去。幸得老天有眼,月隐星稀,大风不临,波澜不兴。五个钟头后天明之际,竟然临近香港吉澳岛,在一艘水警船边靠岸。只听得船上的阿SIR说:“哈!又来一个,快上来,饮杯牛奶,吃个面包。”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具温情的一句话了。

    午后,水警轮将陆续收罗到的偷渡客送到马料水水警总部,登记入册,我终于到达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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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 发表于 5 天前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沧海桑田,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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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静语 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偷渡的历程如此艰难,难以想象,还是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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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静语 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茫流 发表于 2019-2-12 22:37
口述者:洪膺     

    (一) 逐出广州  陷入绝境

总算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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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可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现在还有人“偷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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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1012 发表于 3 天前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沈可 发表于 2019-2-16 11:14
不知现在还有人“偷渡”吗?

现在简单,出国旅游,出国考察人就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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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向东 于 2019-2-16 13:58 编辑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9-2-15 15:30
偷渡的历程如此艰难,难以想象,还是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

日子艰难呗。若不,谁也不会以命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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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朱 发表于 前天 22:44 | 显示全部楼层
      2006年我与飘逸造访深圳的平远知青网遇到过一位跑港知青,他好像是肇庆人,下乡在深圳离香港不远的小村子里。那时在香港开了个卖音响设备的铺子,那天下午铺子没人,要赶回去照看,我们把他送上深圳火车站。
      一个上午,他就一直与我们在一起。
      我对他的遭遇很感兴趣,一起交谈时问了很多。由于这位朋友的国语水平过差,交流起来很是费劲,谈了半天,大致弄懂了一些。
      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离香港不远,很穷的一个山村,饭都吃不饱。他说当地村户家里有老有小搭配着糠菜半年粮还勉强糊口,知青都是光棍汉,一年分的口粮维持不了几个月。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一分口粮还得倒挂。活不下去了,很多人都往香港跑,有知青也有当地青壮力。
      他们到香港还是很容易的,躲过巡逻抓捕的人就成。到了香港有个接待站,门口立着一块牌子,很大的字:根据大清帝国什么什么条令规定,香港不能拒绝广东过来的人。在接待站登记后马上给收留安置。
      这位朋友与我们分手回到香港后马上打开了我们留下的浙江知青网的网址,特别看了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
      我和飘逸离开深圳去了长沙,在长沙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他看了我的文章,想让我帮他写写这段经历。我也有意帮这个忙,奈何他的国语水平不仅他说的我听不懂,连我说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话也听不明白,一句话要反复几次才能弄清楚。
      那时候手机还是双向收费的,我在异地,还要收取每分钟8毛钱的漫游费,只得跟他说等我回家后用Email联系吧。
      不想,这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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