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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晓波《我和我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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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17:37: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曹晓波先生在他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我和我的小学》,很吸引人。其中有一段:“后来我才明白‘榜上无名’的缘由,缪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打断了一条腿,整天拖一条沉重的假腿。依仗荣誉,缪父常和厂领导犯梗,被送去大青山农场‘劳教’了。我的老子在抗战时上过前线,当过国军战地服务团的分队长,属于‘历反’。”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的妹妹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进了民办小学。
     我妹妹看了此文后回忆道:
    “哈,总算看到有同龄人把我们小时候基本相同的入学情况回忆起来了,我报名是佑圣观路小学,老师也来家访过,到开学的时候却叫我们到隔壁柴木巷1号的大墙门里的堂前一块空地上,摆着几张旧课桌,四人一桌团团围住,有一老师来上课了……”妹妹没有说,板凳是要学生自行解决的。
    于是我跟帖:“共和国新立,停止了多年的内战,再加上当局盲目采取苏联老大哥光荣妈妈、英雄母亲的鼓励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提高。到了1957年后,这批新生儿都到了入学年龄,教育设施跟不上,学龄儿童入不了学。开始采取二部制,学生只上半天上课,半天自习。大跃进时,居民区筹建民办小学,找一些宽敞点的居民厅堂,借来饭桌让学生自己带板凳,找些居家闲散有知识的人员充当师资。公立学校只招收家庭出身没问题的,剩下的都进民办小学。那些民办老师,藏龙卧虎,虽说属于牛鬼蛇神残渣余孽,不乏有大师。我的一位朋友,民办学校里教他们语文的老师是西泠印社大家,他也没辜负恩师,逆境中成长,也成了西泠印社社员。这篇文章记录了这个少有人讲述的历史,功莫大矣!”
    曹晓波先生马上有了答复:“谢谢老古兄的补充!”
    奇怪的是这段被作者回复了的留言没有放出来,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博主曹晓波也能看到。他告诉我:“你有一留言,说内战以后和生育,被后台删去了”,“妈妈的,都不晓得该说什么了!”然后爆出一句杭州的粗话:“叫儿”。
    哦,原来是我违规了,说了不应说的话。
    我小学很长一段时间是实行二部制的,半天在校学习,半天课外学习小组学习。这样可以腾出许多教育资源,可以多吸纳学龄儿童上学。
    课外学习小组是就近同学组成一组,老师巡回检查辅导。我们的课外学习小组开始设在痔科专家陆琦家里,他的小儿子是我们班的。后来他们家开诊所,搬迁到沈金根家。
    我们的课外学习小组有几个吵胚,但是办的很好。金振华校长是《浙江日报》的通讯员,写了一篇通讯介绍。需要配发图片,他领了报社的摄影记者来到我们学习小组,让我们摆好样子。我是组长,站着拿着课本作朗读状,其他同学围着桌子坐着聆听。这位摄影记者摆弄了半天与金校长说,换一位站着的同学,这位同学眼睛太小。同学们一齐哄笑起来,沈金根绰号牛乌珠,记不起来后来有没有换位。以后几天我们开始关注《浙江日报》,好像是一篇通讯里提到我们的学习小组,并不是专门为我们写的。
    金校长还健在。2017年搞七个毕业班大聚会时,我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与其他几位同学代表登门邀请。闲谈时我提起此事,金校长还记忆犹新。
    大跃进时,掀起了扫盲运动,居民区办起了夜校。接着又开始办小学,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条件很简陋。师资还是有的,居民区的闲散人员里不少人当个小学教员是绰绰有余的。我在留言中说:“我妹妹的老师很漂亮也很喜欢打扮,她的头像一直陈列在水漾桥的国泰照相馆做幌子,像这样的人那时只能是社会青年,后来当了民办小学的老师。我的朋友比我大几岁,妹妹与我妹妹是同学,他跟我说,她们唱歌课教情歌。后来我知道这情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时正火。”
    我妹妹留言说:“万幸的是教我们的老师还是有师德的,大都也是公办进不了的老师……因一至三年级没有固定的教室,去过附近好几个小学的空教室上课,唯独没有去过佑圣观路小学。二年级民办学校合并到民生路小学(状元弄5号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里)”
    这种民办小学并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的,只有在敢想敢说敢做的年代才会出现的畸形怪物。
    办学条件那么差,收费却要比公办小学高,肯定没有人自愿报名,生源成了问题。于是开始了走阶级路线,成分高的、家长历史有问题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公立学校不收。不能让小孩子失学,不得不进了这样的学校。曹晓波是这样,他的同学是这样,我妹妹和她的同学也是这样。
    我妹妹留言中提到老师也来家访过,那位老师是余小沅的母亲程秀芳老师,曾经与我姨妈同事过,我妈与她很熟。妹妹分到了柴木巷小学,母亲一直自责,怪自己与程老师多说了几句。
    大跃进时办的民办小学不正规,条件简陋,后来整顿,几个学校合并,开始正规化。我妹妹原来在柴木巷民办小学,并到了民生路小学,去了民办俩字。
    曹晓波的文章里也提到了此事。
    教育一直在改革,不过我想再怎么改革,这种现象总不会重现了吧,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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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0: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附:我和我的小学

1、韩国松

   

    有一日,在南山路上西湖博物馆的展厅,看见一个人,大头,厚嘴唇。我脱口而出:“韩国松!”

    是的,我脑壳有时会莫名其妙的短路,想不起一个熟人的名字,只能叫声“老兄啊”,还得极亲热像知名知姓的。有时,遥遥远远的,譬如韩国松,五十多年没见的人了,却兔子一样蹦出名字来,比眨眼都快。

    韩国松瞪了牛暴眼,我说我叫“曹连根,我们是陆官巷小学的同学啊。”曹连根,是我原名,后来“文化”革命了,才改的“曹晓波”。我填表一样向韩国松交了底,就差了说家庭成分以及婚配,韩国松还是木讷看我。那段日子,我也收到过不少反诈骗宣传的短信,韩国松还是有觉悟的。

    我记得韩国松,以前他住在旧仁和署的气象台后面,一个叫“新民村”的地方。那曾经是外来拾荒者“新民”的居住点,进去拐两个弯,能见到住家的“滚地笼”。每次我去,会想起“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的歌来。我班有两个同学住新民村,还有一个姓“樊”。

    樊姓同学的父母应该和我家一样,大人穿得补丁再搭补丁,小孩是要穿得体面一点的。韩国松家不一样,他常年穿一身破衣裳,百衲还不算,补丁耷拉都有,估计没少免他学杂费。四年级,学校排练朗诵诗剧,内容是说“台湾同胞盼解放”。临到几个学校在清波会场汇演,老师要韩国松从家里拿来几身破衣裳,给“台湾同胞”穿。

    我记得朗诵诗剧的最后,有合唱,第一段:“台湾岛啊我的故乡,那里充满血和泪,……台湾島啊,要解放,不合理的统治不会长。拨开乌云,赶走彩霞,一定要你见太阳!”

    第二段,末一句是“一定要你见光明”,一个叫陈光明的同学,荣幸的排在了头排的头一个。唱到“见光明”,大家一起含情脉脉的朝他看。这时,舞台的聚灯光束中,从韩家出来的破衣服,随着“台湾同胞”,拖拖膝膝,和着声情并茂,几乎要流泪的歌,一步一步向陈光明走去。感动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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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2: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2、“上班高峰”

    我是1958年上的小学,一个建国后生育高潮带来的学龄儿童“上班高峰”。北面的三衙前小学,西面的府前街小学,南面的清波街小学,都公示了满满一张一张“暴班”的入学名单,却没有我。好在我隔壁的一个姓缪的亲戚也没有名,两人相依,有一个“壮胆”的说法——不是我们表现不好。

    后来我才明白“榜上无名”的缘由,缪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打断了一条腿,整天拖一条沉重的假腿。依仗荣誉,缪父常和厂领导犯梗,被送去大青山农场“劳教”了。我的老子在抗战时上过前线,当过国军战地服务团的分队长,属于“历反”。那一段时间,一贯严厉的我的老子,对我很宽容。

但是我明白,我应该要上学。

    一天,有人说,劳动路口有小学在贴榜,我和缪赶了过去。那榜贴在杨街里(杭州话“ji/li”,一种街坊中的尊称)杂货店的北侧墙上,我仰头一一看去,居然有我和缪的名字。榜下末行,署了“民办陆官巷小学”,还有老师“张某某”。

    张老师的名字我绝对“没齿不忘”,不注明,是因为下文稍有一些对她不恭的罗列。按我们“尊者隐”的写作惯例,还是不写明的好。


    张老师的名字相当简单,如同“一二三四”,我识得,就像叫猫叫狗,我大呼小叫了。张老师没有走远,她扭头问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差一点吓出了尿,转身就跑。大面孔,大额头,还有一双发愣的大眼睛,“啪”!她就这么印进了我的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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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2:04:02 | 显示全部楼层

3、城隍庙的匾牌

    我的小学在清波街陆官巷的一个大墙门里,有大天井,三面是二层楼的厢房。楼下做了教室,楼上没上去过,或者已经没了记忆。没了记忆的还有,学校是在巷子的东侧还是西侧?要是西侧,不少墙门是可以穿到蔡官巷,通到林徽因的深宅去的。

    印象深的也有,那就是厕所,要走一条长长暗暗的过道。这过道后来一直在我梦中出现,走到尽头,太暗太臭,我尿不出。尿不出是对的,要不就尿棉被了。

    没了记忆是有原因的,因为不久就搬新校址了,在不远的四宜路。要是从陆官巷东面的墙门穿进去,能走到。新校也是一个大墙门,朝东,正对小螺丝山,以前是天主教堂。进门有一个不小的礼拜堂,从礼堂的两侧进去,也是大天井和二层楼厢房。校名依然没变。

    想不起来在陆官巷上课用什么桌椅,到了新校的第一件大事,是翻过螺丝山,去山的东面一座寺庙里搬匾牌。记不得什么寺庙,是城隍山上最大的城隍庙?泥菩萨早就砸得空空荡荡,堆了不少匾牌。我们挑大的拿,两人抬一块,返回学校。能停留在我脑子中的,是一支长长的队伍,从山上弯弯曲曲下来,有一点像打家劫舍。

    匾牌成了我们上课的桌子板凳,我手贱,喜欢用废钢锯条做的刀片刮桌板反面的金粉,想铸一只金元宝。还喜欢触摸桌板反面那些凹凸不平的字,猜一猜,下课再低头考证。日常天久,我猜字比赌神摸牌都准。可惜,后来我对打牌、搓麻将没有兴趣。哪怕领导发我钱奉陪我都犯怵,要不,能当赢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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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2:08:37 | 显示全部楼层

4、厕所

    学校的厕所,窗户高高,太阳照进来,有电影中光束的特写,苍蝇和飞舞的蛛丝。光束下有几只乡人种菜用的粪桶,一下课,众同学蜂涌而进,拥了桶,“哗哗哗”的比谁溅起的水花高。后到的同学,不要说插一腿,连“鸟”都飞不进去。

    拉便便是怎么解决的?还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尿桶。临到放学,总“滮”得沸反盈天,满满腾腾都是气泡。轮到倒尿桶的同学,小心翼翼抬去校门外,总要呼儿嗨呀的叫:“让开!让开!”尿桶里还有人放鸡蛋的,据说童子尿十全大补,但直接进校来喝的人倒是没见过。好在高我们一年的同学,总抢做“好事”,没有要学弟学妹们嫩肩担当过尿桶。

    高我们一年的只是一个班,清波小学过来的。是因为教室不够到此借用上课的,还是直接拨过来的,说不清楚。老师也是跟班来的,姓李,50多岁,戴一幅啤酒瓶底的眼镜,尖脸,我们背后好叫“米老鼠”。

    李老师代过我们的语文课,她念“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上坐……”抑扬顿挫,前后晃动,好听好看。

     张老师比李老师年轻,外地口音却很重,口腔还深,适应唱女中音。张老师是东阳人,丈夫是某教育局的。现在我猜想,张老师应该是个初中生。不过,在学龄儿童无法满足上学的年代,被弃的我们能进张老师办的民办小学,她是积大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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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2:12:34 | 显示全部楼层

5、兔儿吃草,人想吃肉

    张老师教语文、算术、体育、图画等等的课,又是班主任,又是少先队辅导员。在学校还没有来校长前,每一个同学的“生杀予夺”,都捏在她手。

    中国人就怕这,我表现得比别人要好。二年级,我包下了几只来历不明的兔子吃的青草。就是到今天,我还是没想清楚这些兔子的身份,是班级的?还是张老师家的?反正我割兔草很上心,每天放学满满实实割一篮,够几只兔子的豁嘴吧唧吧唧吃上一天。

    四宜路,也就是一条稍宽的巷子。西边墙门人家,不少能与陆官巷走通。东边的人家,屋后是山。那年头缺食少吃,养兔的人家多,满山少兔草。我割草拿一把废钢锯条,专找无人涉及的山坡旮旯。

    夏日天长,我好往南走,慢慢的缓坡,东边石堪上是门户大开的人家,树下有乘凉喝茶的。这与东边墙门的深不可测,是个场景的互补。再往南,快到万松岭时,以前还有老城墙的垒石和泥土,后来都圈进某单位了。

    近处去大螺丝山,吴山中学的西山坡很陡,草丰郁郁。割草的时候,腿要摆开下蹲的马步,要不就会下滑。有一次爬到坡顶,接近吴山中学的石堪,看见一条蜈蚣,打疫苗的针筒那么粗,60公分长短,密密麻麻的狂舞的细脚,吓得我连滚带爬,滑下山坡。钢锯条划在手上,血污污的。

    那年头肚子真的好容易饿,张老师的几个孩子和所有的人家一样,餐后也是要用舌头舔一遍菜碗的。我总想兔子大了,熬一锅汤喝。可真到了兔子没影的时候,我连它们去了哪里都不晓得。是卖了,做了我们的班会费?还是给黄鼠狼拖走了?喂大兔子的我,着实伤心了一阵。

6、捡了5毛钱

    张老师让我挂上了少先队的“两道杠”,当了中队委员,走路都会迎来赞许的眼睛。每天上学,我和缪同学从西河坊街穿过马路,走正南的府前街(巷),到清波街拐东走,过清波菜场,再拐南。四宜路的小螺丝山巷口有一只公共自来水龙头,对面墙门就是我们学校。

    自来水龙头边总能看见一个高个的长者,每天在放水、挑水,满满一担,给附近人家送去,就是上山也走得滴水不晃。那时我想,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为大家做好事。后来晓得,他挑水是为了生活,山上远一点的,挣2分钱;近一点的,挣1分。再后来有人告诉我,抗战时这人在国军中很有名。

    1961年以后,一条清波街的早市,热闹得要命,应该是市场松动了。城西的乡人,一早肩担背挑的来了,从四条巷到四宜路一段,地摊特别挤挤挨挨。都说小学生上学一唱“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就莫名的高兴。我是一路听买卖声、争吵声,肾上腺就特别亢奋。

    有一天上学,我和缪在清波街早市的地上捡到5毛钱,这票子不比现在的50块钱小多少。有一个冬天,我手上长冻疮,我的老子在清波街早市给我买过一副红灯芯绒的棉手套,8毛钱。我的老子说,把他一天工资用光了。

    我捏了5毛钱,问“哪个没见了钞票?!”没人回答。当时的人老实吧唧,没人冒领,也没有人给我们提出怎么处理的主意。或许,这和经过了几次整人的运动有关系。

    怎么办?扔回原处吧,我们傻傻的做了一个决定。怎么扔?明目张胆的扔又不敢。我说我裤兜里有个破洞,5毛钱就塞进我裤兜的洞了。走了几步,神不知鬼不觉,5毛钱顺了裤脚管,又“物归原地”。

    上课了,有人找上学校来了,我那个二道岗的目标忒大。我说5毛钱扔了,他不信,翻了我们的书包,翻了衣裤,我们都吓出了眼泪。好在张老师主持了天大的公道,她肯定说了,他们是不会说假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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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2 22: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7、上课


    张老师对我是不错,她一个人忙不过来一天几堂课的时候,或者,家里有事的日子,她要我上讲台,代她上课。

    每当这样的日子,我就像打了鸡血针(据说鸡血针能治不少病,比大烟土还使人兴奋)。是的,我一上讲台会连讲两节课,嗓子粉脆,不像现在要灌几杯好茶水,吐词还不一定铿锵有力。

    我讲过“杨家将”,也讲过“包公案”,那都是我家对面“红星茶馆”听来的评话。说评话的叫“大书先生”李伟清,一拍惊堂木,全场肃静。我当然没有拍惊堂木,但全班同学没有不专心听讲的。

    根深蒂固的事情也有。有一天,学习小组的人在我家,三人一起念课文“鲁迅”。我的老子怪怪的朝我们看,因为我们朗朗读声中出来的是一个“鲁速”。我的老子问,你们读《三国志》了啊?三国上是有一个人物叫“鲁肃”的。

    但是我的老子明明晓得我们在是念“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啊,好在他说应该是鲁迅吧!迅速,你们念错了。我的老子没有说得太多,怕传到张老师耳朵,对我不利。他明白,他是一个“有罪在身”的人。

    有一次学习组是在邵冠华同学家,朗诵一篇“戚继光”的课文,有一个词是“抵御外侮”。我们异口同声读了“抵御外欺”。邵冠华那个缺一条小腿的大哥,蹦跶过来看我们的课本,他说这是读“抵御外wu”的啊。

    我说不清这些错别字是怎么进我脑子的,小学这坎,我怀疑绕不过。这不是责怪老师,要是没有张老师,1958年我还得在家当一年的聊荡胚。



8、四年级


    到了四年级,来了新老师。是教育局的决定?或是张老师搬了家?后来没看见她了,

    最初来的是王老师,年轻漂亮,住劳动路的一座花园洋房,大铁门,祖上应该阔过。她和我们才相处了大半个学期,就毅然报名去金华八一农场了。或许是听党的话,要去更艰苦的地方磨炼她的“小资产阶级”?

    王老师几乎是一个“美好”的代称,全班同学也和我一样,不想她走。她离开的最初几天,我们班出现了“动荡”,这个词叫“ba/ke”,我不能明写,怕整篇文字会通不过。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用过“you/xing”,硬没有发出去。

    我们在三年级以前,没唱过“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一种美妙动听的歌,也没去过类似少年宫那样的儿童天堂,连户外活动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想。四年级是转折点,不比红军遵义会议差到哪里。学校去掉了“民办”二字,还来了男老师和男校长。课程丰富,知识像流水一样来了。

    第一次排诗歌朗诵剧参加汇演,一个娃娃脸的教唱歌的女老师,为我班争足了面子。当然,韩国松家的破衣裳,功不可没。我还排过一个小话剧,剧本是我写的,还演了主角,说的是讲卫生。

    我们班有五十多名同学,可惜,名字太遥远。记得有叫杨金才、张印平、俞则民、王雨林的男同学,还有一个好像叫赖传珠?都很活跃。女同学有叫冷小红、薛条云、曹天行、王正冠的,能让我记住,应该有美的一面。

    冷小红和我同过桌,一次考试,互相对题,一个得100分,一个得99分。我给过冷小红一张印有电影剧照的歌片,小手掌大。那时,同学有了朦朦胧胧的发育,一脸的男女授受不亲,桌上划一条“三八线”。听说我给冷小红“送照片”了,又给了我一个“199分”的绰号,叫得我灰头土脸。

    那是整整的六年同窗,1964年考进了中学,才读两年就“浩劫”了。相比,小学漫长,却那么的短暂。容易淡忘,却还有那么多的回味。

    五十多年了,除了冷小红的闺蜜薛条云后来成了我的中学同学,其他,遥远得都藏在了脑海深处。不晓得他(她)们能不能看到这一篇文字,能不能像我,会想起一些鸡零狗碎的陆官巷小学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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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21-10-24 10:30:48 | 显示全部楼层
    引得曹晓波先生老羞成怒竟抛弃斯文外衣破口大骂叫儿的事,于我却是无动于衷。经历得多了,司空见惯,对这样的等闲事早已淡然处之。每每遇到,只会安慰自己,又毫无顾忌不加掩饰的实话实说了。
    不敢说假话,因为当事人都还活着,比如我文中提到的比我大几岁的朋友,叫王国培。属猪,大人叫他小名“纽猪”,我们叫他大名国培。国培一开始也是没有资格读上公办小学,按学区他应该进上城区第三中心小学,上城三小就是鼎鼎大名的佑圣观路小学,离他家最近。国培读的是酱酒业行会办的初小,在南板巷,我们小伢儿弄不灵清,都说国培是酱油学校的。
    记不起来我们几个怎么会在微信上遇到的,有可能是我的回忆讲到了佑圣观路这些老邻居,农祥把国培找了来。农祥比我们小,属虎的,与国培弟弟国泉同龄同学。农祥是个精灵,前朝后代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平时在微信上不怎么露面,谁要出点岔,他马上会来纠正。
    国培叫农祥建个群,农祥马上把群拉了起来,取了个群名是“王炳记营造社”。国培是王炳记营造社的长子长孙,营造社的接力棒没有传下来,不然他是天经地义的接棒者。国培没同意这个群名,农祥又将它改成了佑圣观老邻居。
    我们都是居住在老省政府附近的邻居,王炳记营造社的主要雇主是省政府。省政府搬走了,成了工业厅,营造社公私合营了,不见了踪影。营造社留下的场地成了我们吃铜板拍洋片儿打弹子的地方是,营造社的后代却连进小学大门都比人家多一条坎。
    国培的妹妹国珍,也没能进佑圣观路小学,跟我妹妹一样,进了民办柴木巷小学,她们俩小学同学情保持至今。
    国培同届那些考进杭四中的同学,五年一贯制,参加了1965年的高考,他普通高中多读了一年,轮到他时高考没有了。这事他耿耿于怀,老了遇到还谈起此事,他成绩很好,高考信心十足。我在想,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不想想你是正规公办小学也进不去的人,我不吱声不想去扫人家兴。
    国培下乡到临海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一起下乡的有个团支书,平时思想很进步表现很积极,一次出海遇难,飘到了公海上被外轮救起。他不想再回战天斗地扎根一辈子的插队落户乡村,要求外轮送他到了台湾,台湾有他舅舅。据说到了台湾他就上了大学,圆了梦。
    国培他们是收听敌台知道这事的,有点人心惶惶,我是听通桥老乡的妈妈说的,她与叛逃台湾那个孩子的妈妈熟悉,是龙翔桥附近一家水暖店的资方。她告诫我们,这是害家长的行为,别这样。
    可惜的是比我们年纪小的农祥,一点招呼都没打便乘鹤西去了,令人扼腕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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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蓓 发表于 2021-10-27 21:45:11 | 显示全部楼层
眼泪都笑出来了,老古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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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可 发表于 2021-10-29 10:29:38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时候、小时候的日子没吃没穿,一家的财产不值100元的比比皆是。说起来就是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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