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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1-27 22: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桥工涛哥 于 2019-1-28 01:12 编辑

谢谢爱我中华上海小飞龙、捞鱼鼓励!今天继续连载呼中阿惠转载刘小萌的文章,这是2012年11月27、28日上传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
二、 第一声号角(3)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往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十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

(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 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迫害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
右 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六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唯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 、第一声号角(4)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
右 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平反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紧跟红司令毛主席奋勇向前——记优秀的红卫兵女战士何方方》,《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指到国营农场)。这在全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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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1-28 20: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爱我中华上海小飞龙、捞鱼鼓励!今天继续连载呼中阿惠转载刘小萌的文章,这是2012年11月29、30日上传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
二、 第一声号角(5)
        (四)“尽染东方一片红”
        1968年3月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红卫兵报》刊载了赴滇知青“赤忠”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正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署名“赤忠”的赴滇知青集体由55名高、初中毕业生组成,为首者叫李镇江。1967年底当一批红卫兵骨干率先奔赴内蒙、黑龙江等北部边疆省份安家落户之际,李镇江等人则标新立异地将自己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选在了更为遥远的西南边陲。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中,李镇江和几名同学长途跋涉到了风景旖旎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处***带,终年绿树葱茏,果木芬芳,花开四季。纵贯全州的澜沧江滋润着两岸的肥沃土地。一幢幢傣家竹楼,掩映在高大的椰子树、贝叶树、槟榔树和奇花异果下面;一座座爱尼人、布朗人山寨,荫蔽在铁力木、凤尾竹等热带树木汇成的绿海碧波中。到达这里的红卫兵无不为奇异的南国风光所陶醉,同时又深深感到当地经济、文化的落后,于是萌生了到西双版纳安家落户、开创革命大业的念头。返回北京后,他们的打算得到更多志同道合者的赞同。
        1967年11月27日,李镇江等55名初、高中毕业生以“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写道: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迷离、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G·M·D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文革”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二 、第一声号角(6)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文革”、“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文革”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文革”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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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1-29 18:36: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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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三、“老三届”的足迹(2)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红卫兵报》,1968年7月24日。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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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1-30 23: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爱我中华上海小飞龙、捞鱼鼓励!今天继续连载呼中阿惠转载刘小萌的文章,这是2012年12月3日上传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
三、“老三届”的足迹 (3)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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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1-31 16:25: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桥工涛哥 于 2019-2-2 23: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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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地点的选择(1)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文汇报》,1974年2月28日。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见《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这就为那些选择条件优越的落脚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机。1968年12月,针对要求到北京市郊区插队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市革委会安置就业办公室向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到郊区、投亲靠友参加农业建设的规定》,其中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县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在北京市郊区、县有直系亲属或原籍在郊区、县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外地毕业生来京插队,必须是原籍在郊区、县农村并有直系亲属的,经队、社同意后才可接收《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68—1969年间,上山下乡人数众多,加之学校分配工作杂乱无章,都助长了“投亲靠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据说,基于上述原因,广东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当年毕业生中最爱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农村的天地固然广阔,毕业生在选择落户地点时却往往难以随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选派到边疆地区落户的毕业生时,负责分配的人往往要筛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报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文革”中一些省、市派性武斗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以后由于军队“支左”,胜负才见?晓。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文革”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失势的“红旗派”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革委会后,掌权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错案,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的同时,将知青下乡插队、干部下“五七干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与“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作为诛除异己的手段。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站错队”的“坏头头”和知识青年等等共二十多万人,先后被下放农村《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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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2-2 02:42: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桥工涛哥 于 2019-2-2 22:58 编辑

谢谢爱我中华上海小飞龙、捞鱼鼓励!今天继续连载呼中阿惠转载刘小萌的文章,这是2012年12月6日上传的——中国知青史 大潮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2)

一、地点的选择(2)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首批知识青年抵达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进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与此同时,云南本地的红卫兵仍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中。这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统计,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余人死于非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学的“站错队”红卫兵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离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将他们中的70人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相关的一个总体特征,即知青的安置地具有政区的层次性。
       第一个层次,跨省安置。
       在1962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的873万城镇知青中,属于跨省安置的有135万(占总数的15?5%)。其中,1966年以前19万人,1967年以后116万人本篇研究时限为1967—1973年,但有关数据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时间上限为1962年,下限为1972年。时限上虽有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大规模的跨省安置集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省安置
       表3—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因表格乱了,此略)

       知青包括三市九省,即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九省中,除浙江、四川两个人口稠密省份跨省安置人数较多外,其余各省人数很少。而三大直辖市跨省安置知青将近117万人(为全部跨省安置人数的86?7%)。这就充分说明,跨省安置的主要对象是三大直辖市的青年。
        “文革”初三大直辖市的青年学生中,基于革命热情而一味要去“天涯战恶风”的大有人在,但国家安置部门极力将三大城市的青年大批分发到外省、区,则始终出自非常实际的考虑:市郊农村地亩有限,人多地少,无法承受大批下乡人口。将这批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旷人稀的边疆或者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既可减轻大城市就业的压力,又可推动偏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边疆地区方兴未艾的军垦事业,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于是,由国务院牵头,经三大城市知青安置办与有关省、区协商,共同制订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送往四面八方。1969年2月,国务院决定由10省(区)接受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据《辽宁劳动大事记》第247页)。在此前后,边远省、区接受内地省、市知青的任务显著加重。以黑龙江省为例,1968年6月10日曾同意为京、津、沪三市安置知青3?5万名;12月25日决定,1969年将接收三市知青23万人,不久又同意接收浙江省知青3万人;到1969年4月19日,又提出本年接收外省市知青30万人的计划。见《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921、924页。。
       由于大多数知青跨省安置,城市郊县农村的安置人数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表3—2是三大直辖市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的比例情况:
       表3—2三大直辖市知青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情况(1962—1972) (因表格乱了,此略。下同)
       在三大直辖市中,上海市跨省安置人数最多,天津市跨省安置比例最大,都不是偶然的。自50年代以来,上海市就已人满为患,不仅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也非常尖锐。60年代中叶,上海市郊县面积为5987?4平方公里,人口439?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34人,是世界各大城市郊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安置众多下乡知青,不得不倚重外省、区。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该市跨省安置的知青越来越多,分布地域越来越广,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内蒙古、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请参见表3—3)。
        表3—3跨省知青安置情况(1962—1979)
        天津市自1949年以来,行政区域和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迁,郊县面积盈缩不定见《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50年代初是中央直辖市。1958年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时,面积仅4994平方公里,约相当今天天津市的不到一半。在1972年8月国务院将河北蓟县、宝坻、静海、宁河、武清等五县划归该市以前,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下乡知青。这应是该市下乡知青跨省安置比例最大的主要原因。该市知青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夏、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等九个省、区。
       相比之下,北京市郊县面积大,人口密度较低,在三大城市中人口压力是比较小的。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辖区面积不断扩大。60年代中叶,北京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人口720余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城区2?7万人,近郊区2000人,远郊县在50—700人之间。见《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尽管如此,该市跨省安置知青的分布,仍涉及黑龙江、宁夏、吉林、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八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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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2-2 22:57: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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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3)
一、地点的选择(3)

        在将近135万跨省安置知青中,除“文革”前分往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19万人以外,绝大多数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老三届”学生。
        接收外省、市知青的省份一共有17个(参见表3—3),按不同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地多人少、有待开发的边疆或偏远省份,如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吉林,安置的外省、市知青总计近84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62%)。其中黑龙江省安置的人数最多,将近40万人;其次为新疆、内蒙古、云南,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第二类为内地贫困落后、或者有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省份,如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辽宁,安置的外省、市知青共计51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38%)。除了少数例外,跨省安置的知青处境都比较艰苦。由于半数以上的跨省安置知青被编入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所以“艰苦”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体力劳动的繁重,而且还包括组织上的严格约束、思想文化上的有力钳制。

第二个层次,在本省内跨地区安置。
        各省、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和省、区内若干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在市郊农村落户外,多数在本省范围内安置。下面通过若干具体例子来说明:
        湖北省会武汉市,从1968年起,分配毕业生实行“区(市属区)区(地区)对口”办法,即作为动员一方的市属区与作为安置一方的省属地区长期挂钩:江岸区毕业生前往襄阳地区;江汉区的毕业生前往黄冈地区;硚口区的毕业生前往孝感地区;汉阳区的毕业生前往宜昌、咸宁地区;武昌、青山区的毕业生前往荆州地区;洪山、汉桥、东西湖三个郊区的毕业生留在本区内安置《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88页。。
        江苏省会南京市,除1000余名“老三届”学生自愿前往内蒙古鄂托克等旗插队、6000余名去国营农场落户外,亦实行类似武汉市的“区区对口”安置办法,即要武区、遵义区与镇江地区;朝阳区与扬州地区;红卫区、浦口区、棲霞区与六合地区;延安区、东方红区、雨花区与淮阴地区彼此挂钩,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截至1969年4月21日)。。
        云南省会昆明市,大部分毕业生安置到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插队;少部分安置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郊农村;另有少量毕业生进入“五七”干校《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上述三省会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应是有代表性的。另外,省内若干大中城市,因毕业生较多,也存在跨地区安置现象。譬如,内蒙古包头市一部分下乡知青被分配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盟农、牧区;河南开封市部分毕业生安置到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商丘地区农村落户。福建省内人口较多而土地较少的市,知青除就地安排外,一部分安排在其他地区,如厦门、泉州两市知青的安置地主要在三明和龙岩地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无须赘述。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跨省、区安置是在国务院有关机构统一指导下进行的话,省内跨地区安置则是在省计委、知青办、劳动、文教等部门通盘规划下的产物。这就体现了知青安置工作中的计划性。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展开的,这涉及该运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所谓“最需要的地方”是指那些最不发达、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也就是指西部和边疆的省份或者那些偏僻多山的省份,而不是那些位于平原的较为富裕和发达的地方。然而事实却是,一部分青年确实被安排到了落后、偏僻、贫穷的地区,但也有更大量的青年被安排到了更现代化、更发达、更繁荣的地区\[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5页。。
        作者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并且触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换言之,即发展贫困落后地区的宗旨与将大量知青安置到较发达较富庶地区的做法的矛盾。这一矛盾虽在1973年以后才凸显出来,它的端倪却可以径直追溯到运动之初。对此,武汉、南京、昆明三市的知青安置走向提供了佐证。
        湖北全省八个地区中,以鄂东北的郧阳、鄂西两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以山地为主,且地旷人稀,而武汉市恰未在这两个地区安置知青。该市知青均安置在平原或丘陵为主的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经济亦比较发达。
        江苏省南京市于1968年至1969年4月间,将6?6万余知青分往镇江、扬州、六合、淮阴四专区插队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这些地区大多是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而且除淮阴地区在地理上距南京市较远外,其余三个地区与该市毗邻。
        至于云南昆明市知青安置的主要地区——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水土条件优越,谷地开阔,且富森林和热带、***带生物资源,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内地,是该省开发的重点地区。但该省最艰苦的地区位于滇西北,当地高山峡谷,多高寒山区,人烟稀少,生产以林、牧为主,经济上最落后。
        看来,上述三省会知青基本未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领导者在选择安置地点时,是将开发农村的宗旨与当地实际承受新增人口的能力综合起来考虑的。那些条件恶劣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区通常被排除在计划安置之外。
        实际上,被安置到“最艰苦地区”的大多是跨省、区分配的知青,而各省、区在安排本省知青时则较为务实。十多个省、区在安置自己的知青时,还有责任接收一部分外省、市知青。至少有些省、区,在安置外来知青时,更倾向于将他们放到偏远或者贫困的地区去。如江苏省,在将本省知青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时,却将大批来自上海的知青安置到条件比较艰苦的苏北。在北方省份吉林,1969年接收京、津、沪、浙知识青年4?2万余人,主要安置到沿边人少地多地区白城、哲盟、延边,后两个地区还是蒙、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同时下乡的本省知青,半数以上安置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地区据吉林省知青办1972年《全省人口、户数、面积和下乡青年集体户等情况表》中的数字,可知3?8万外省知青中的83?1%安置在白城、哲盟、延边地区;而本省17万知青中的62?5%即10?6万人安置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其余6万余人分布在通化、白城、延边、哲盟等地。大量事实证明,令跨省知青最苦不堪言的,往往还不是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在升学、招工等方面与当地知青相比而处的明显劣势。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几乎在所有外来知青与本地知青共居的地方,后者的上调率都要高出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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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2-3 22:24: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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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4)
一、地点的选择(4)

        第三个层次,本地区内跨县安置。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地级市基本是人口数十万的中小型城市,下乡知青较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市郊,而是疏散到所属各县。
        第四个层次,县级市镇的下乡青年在本县所辖各公社内安置。
        从知青安置地域所具有的政区层次性特征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人口越多的城市下放的青年,分布范围越广;反之,行政级别越低、人口越少的市镇出来的青年,其分布范围越狭小。三大直辖市的下乡青年浪迹天涯,而县镇下乡青年只能局守家门前一隅,其间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当然是就总体情况来说的。在江浙、四川等省份,也有一些人满为患的中小市镇,按统一规划,将知青作了跨省安置。如四川自贡市,近5万知青遍布在全国的5个省、区,9个地区(自治州),42个县,少数安置在市郊。见《自贡市劳动志》,1994年铅印本,第337页。
        然而,运动的领导者苦心孤诣建立起的上述安置模式未能比较长期地坚持下来,事实上跨省安置计划在70年代初即受到严重挫折。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制订出新跨省安置计划,但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详见后文)。为了缓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强大阻力,运动的领导者不能不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知青就近安置在郊区,辉煌一时的动人口号“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随即成了昨日黄花,而这种变动的后果之一则激起了市郊农民的普遍不满,因为当地已经人满为患。领导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这场运动内部矛盾无法解脱的反映之一。关于这方面问题,将在有关章节详细讨论。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5)
二、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1)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 化 大 革 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  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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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2-5 02: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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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6)

二、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2)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T·W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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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9-2-5 15: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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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7)
三、安置的方式
        从上山下乡运动发端初,对城镇知识青年就有两种主要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或兵团战士),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两者的生活、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方式乃至社会身份,是存在明显不同的。从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873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666万人(占总数的76%),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因此,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主导方式。
         (一)插队知青的安置
        下乡插队的形式可以追溯到50年代。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社生产,性质相当于后来的插队,只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组织叫农业社,而不像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以后一律称生产大队、生产队。农业社规模小,容纳的人口有限,下乡知青一般采取单身住进农户的安置形式。
        1960年以后,城市又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同时插队的形式趋向多样化,主要有单身插、集体插、投亲靠友。投亲靠友也是单身插,有的部门最初对这种安置形式颇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理想,如投靠近亲,并短期在农村还可以,若投奔的是远亲,或者长期在农村,则有问题。对于分散插队,却给予了过于积极的评价。1962年共青团重庆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将分散插队的好处总结为:1?   耕地、住房、农具、生活等具体问题好解决;2?国家投资少,见效快,下乡知青容易实现自给自足;3?与农民一道劳动,容易掌握劳动本领;4?安家落户以后易于巩固。但时隔不久,分散插队弊病就暴露无遗: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致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集体插队的基本方式是选择有条件的公社和生产队,安置三五人,六七人,组成一个小集体户,集体生活,分散劳动。以后,一些地方还兴建了包括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型集体户。集体户的优点被概括为:知青力量集中,可以成为生产上的突击力量;适应青年喜欢合群的特点,便于互相照顾、帮助;吃、住问题容易解决;容易管理和组织;能比分散插队节省30%左右的安置经费。

        一旦“文 化 大 革 命”浊浪拍天,“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又称“知青点”)的做法,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196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章《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中,斥责在公社、大队建立“青年点”使知识青年脱离了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仍然是“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仍是一家人”,丧失了阶级斗争自觉性。文章还批判“青年点”使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结果,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致使贫下中农不能掌握“再教育”大权。1964年,湖南沅江县星火公社曾把66名下乡知青单独组成一个新建队,为他们盖了房,修建了球场。“文革”初,这种集体安置方式也被当作“黑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口诛笔伐,理由是使知识青年“脱离贫下中农,脱离阶级斗争,只讲生产出工”《人民日报》,1969年8月24日。。
        随着旧经验被否定,“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建立起与“再教育”理论相吻合的安置插队知青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原则是使下乡知青能够与贫下中农保持频繁接触和密切联系,便于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官方大力推广的“新经验”主张,停止在公社、大队建知青点,应把知青点建在生产队上,认为这是一种“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插队落户形式”。具体做法是把下乡知青编成若干人的小组,安排在各生产队的自然村,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种做法的好处据说是:既避免了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吃住所造成的知识青年成堆,不便于贫下中农管理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青年在吃、住等方面的困难《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参见同报1968年12月6日。。
        “文革”前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分散插队(即单独一人到生产队落户)经验,因新闻媒介的鼓吹而重放异彩。1968年单枪匹马到山西省杜家山落户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成为“文革”中第一颗冉冉上升的知青新星,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是通过对她的公开表彰,为广大知青提供了一种分散插队的成功方式。
        在“再教育”理论的笼罩下,更为激进的安置方式则是单独一人到贫下中农家中“插户”。当时,不少下乡知青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满腔热情,主动要求到贫下中农家“插户”。新闻媒介的宣扬,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下乡伊始,为了克服与蒙古族牧民在语言、习惯上障碍,密切与贫下中牧的感情,积极要求到贫下中牧家“插包”(蒙古包)。内蒙古自治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北京知青吴小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今年春天开始接羊羔的时候,我们十个人要分别住到十家贫苦牧民的蒙古包里去。分开时,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但是,跟贫苦牧民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人民日报》,196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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