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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巍巍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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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8 14:4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再发一篇苍山慕雪2006-8-6帮亲密战友方霄云代发的文章:

难忘的青春岁月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离开北疆已是二十几年,但那些往事却总也挥之不去,梦牵魂绕,可谓刻骨铭心了……

(一)

大兴安岭的冬天可以冷到极致,其壮美自不必说,大兴安岭的春、夏、秋也绝不亚于我们南方,那满山遍野的野疙瘩、嘟柿、野杨梅,森林中簇黑的木耳,黄白的蘑菇,呼玛河中成群的野鱼,哦,还有那些獐子、野兔、狍子、野鹿、四处跳跃,如今想来真是一块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土地啊。在这里,我们这一群来自祖国南方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开始了开发林区,建设边疆的无悔历程。

(二)

苍山河西,在一片原始森林的彼岸,我们投入到了建立新采伐点战斗。我记得,因为没有路,我们沿着山旁的铁路、途中下坡,从路基上拉好钢丝,靠人背肩扛,连滚带爬,硬是把行李、炊事用具、建营材料运到河边,又搭起了独木桥,在河的对面建起了帐篷,升起了炊烟。晚上了,周围森林中似乎是声声狼嚎,盏盏绿灯。男青年们义不容辞,一声令下彻夜不眠为女同胞们站岗放哨……

我记得,那天两位兄弟各自从两岸过河,却同时达到河中央,年轻气盛难以相让,哈哈,推攘之中桥散了架,人落了河……(当然没事)。我记得,一位小个子男知青,在我们伐下一棵大大的落叶松时,倒地的瞬间,被震入深深的雪坑里(他正站在一颗横卧在雪坑上的枯木上)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位可怜的老兄挖出雪坑……。我记得,当时还遇上了大雪封山,铁路运输曾一度中断,白菜、土豆吃完了,最后连盐也没了,就剩下一包酱油块,在一口大锅里拌着面糊、玉米糊坚持了整整一个星期……。

(三)

大兴安岭的九、十月份就要下雪,我们在八十四(当时苍山林场一个营地的简称)的建设工程必须在冬雪来临前结束,而所有建造木克楞房的伐木、搭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还记得,为抢时间争速度,大家巧干加苦干,钉钉巴子手上血泡累累,扛木头肩上肿块叠起……,还记得,和一位兄弟抬一根比较重的原木,我个头大些,他坚持不了把木头扔了,结果木头从我肩上跳起,落下来砸在头顶,顿时把我打趴在地,送到呼源卫生院,诊断为脑震荡,仅仅休息了三天,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还记得,我们提前半个月完成任务后,林场领导为了奖励我们,不仅通报表扬,还特地批准整个连队放了一星期的假,大家伙当时那个高兴啊。上加格达奇去呼中、碧水、赴新林、塔河,游玩访友,不亦乐乎……

(四)

大兴安岭林区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多采伐木材支援全国建设,采伐连的任务首当其冲,我忘不了,在严冬季节,我们在山上夜围篝火,口啃窝头,连轴苦干。有一次三天三夜奋战下山后,我的棉胶鞋冻住了脚趾冻黑了,硬是用雪搓了二个小时才略有知觉……,我忘不了,为了加强马套队的管理(当时生产任务紧时拖拉机(五零)不够用,就从林区外招聘用马拉爬犁拖原木),吃住在马队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情……,我忘不了,有一次采伐时,上边兄弟才叫上山倒,却被一阵风吹变成下山倒时,我在下方来不及躲避,只能就势滚到一边,身下那块皮垫子被倒下的巨大树身压住,而我被树木叉打中头部,又一次脑震荡,被送进呼源卫生院……。

(五)

随着林区建设的发展,需要大量砖瓦建筑材料,而当时的齐齐哈尔砖瓦厂已面临生产人力的不足,于是我又参加了呼中建材大队,奋战新的生产战线。又想起刚刚熄灭的砖瓦窑内,温度高达七八十度,灰沙满窑,我们进出五分钟就要出来透气,浇水(往穿着石棉头罩,石棉衣服手套的身上浇水,否则真是难以承受),干完一窑出来,一个个满身的白灰,哈哈,谁也认不出谁……,又想起,为了抢进度,多出砖瓦支援林区,我和那些好兄弟、好姐妹从采土、推湿料、推坯、码坯、码窑。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到。为我们林区青年在齐齐哈尔建材系统的父老乡亲和领导们的心中赢得了赞誉……。

(六)

我庆幸自己有一段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我庆幸自己有一批在那个岁月结下生死交情的兄弟姐妹,我庆幸自己还能在此记录点点滴滴自己的青春脚印,我庆幸自己的青春在血汗中流淌,在奋斗中成长。

感慨过去,无怨无悔。激励现在,百折不挠。思索未来,与时俱进。为此,我感谢苍山,感谢呼中,感谢大兴安岭,感谢我的第二故乡——祖国的北疆。



                                    苍山林场知青:方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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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慕雪 发表于 2012-2-9 01:41:08 | 显示全部楼层
忆兴安—最忆是劈山这篇文章我也找了,从两个老版中没找到,此文大概是在文摘第一期之前的,有多重丢失的原因.幸好涛哥保留了此文,谢谢啦,道声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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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6:49:02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推出本网站早期超级版主梅子的杰作: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的支边情结》
                                                                                                                                        (一)

    那是1970年1月,正是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红五类”和“黑六类”界限划的最清楚的年代。父亲由于同学受不住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违心的说出了父亲是“三青团”成员,在家里被造反派冤枉的带走。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军统特务”的子女。(当时我还在农村学农劳动,连父亲的面都没见到)父亲是个很倔强的人,没有的事,是死也不会承认的,他想以死来表明他的清白。平时温柔的母亲,这时却变的十分坚强。她不顾造反派的威逼,隔三岔五的去给父亲送吃的、送穿的,以表示她对父亲的支持和鼓励。(父亲能有今天,母亲有功不可抹的功劳)当时的我,在学校里是班里七名红卫兵中的一员(那个年代,红卫兵代替了共青团,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并且是大批判小组成员,每星期一期的黑板报是雷打不动,经常写到很晚才回家。

    7月份到了,是我们该毕业的时候了,那时正是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滚滚热潮,大批知青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我要实现自己理想的伟大目标。从我们70届开始,已有了“四个面向”分配,那就是:工厂、农村、兵团、升学。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学校在年级里组织了表决心誓师大会,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作为红卫兵、大批判小组成员,理所当然的带头表决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只知道说话要算数,要说到做到。“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父母对我们一生的教诲。在填写志愿时,我写下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言壮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只差点没写血书)在填志愿《说明》时,我如实的填写了“父亲受审查”5个大字,但就是这5个大字,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当时未满16岁,本来可以升学的我,却到了插队落户的行列中。当时我长得很瘦弱、年纪又小,母亲不放心,希望我到杭州附近的农村插队,这样可以照顾我。我却四处去打听情况。结果一打听:在农村,一天干到晚,却连自己的口粮也挣不到,收成很差,还要靠家里接济。而到黑龙江去,虽然离家远了,但是可以拿工资的,至少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我想我不能贴补家用,至少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我怕母亲阻拦我,偷偷的到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薄薄的一张纸,只花了一分钱、一分钟却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办完户口后,我到母亲单位告诉了母亲,此时母亲知道已无回转之地,只好匆匆为我打点行李,准备必备的东西。12月23日过完我的16岁生日后,25日,我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支边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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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6:51:1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经过6天5夜的长途颠簸,我们终于在12月30日到达了我们干革命的目的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碧水。这是一个小站,也是将来规划的一个镇,整个地方只有一座候车室(是唯一一座砖瓦机构的房子,里面空荡荡的,连一张椅子都看不见),几栋帐篷和几个人,算是接待站了。碧水象一块未开垦过的处女地荒芜人烟,一片凄凉景象。当时还只有下午四点左右,但天已像晚上那么黑了,我们摸黑坐着翻斗车(就是那种运黄沙的车,能自动卸载的车。由于车厢很浅,我们的双手必须紧紧抓住车斗的边缘,以保自己的安全)在没有路的树林中行走,树枝不时的打在我们的脸上、手臂,划出了一道道伤痕。气温已降到零下30几度,我们穿着统一发的军棉大衣、棉胶鞋(没有毡袜),戴着棉帽,只露出一张脸,坐在没有栏杆、没有车蓬、没有取暖设备的敞蓬车上,来到了离车站20里路外筑路一处一连,与11月份来的上海知青一起共事。他们都是上海大中专、技校的毕业生,相对年龄比我们大,社会经验也比我们丰富,有好多女生都有了心上人。而我们都是一批十七八岁的毛孩子,什么也不懂。


    过了一天,就是元旦。由于我们从未离开过家,又是过新年,大家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父母,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而我们却在这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无人关心、无人还记得我们还是一群什么也不懂,刚离开家的孩子,心里非常难过。也不知是谁先发了个音,顿时帐篷里唱起了《哭…》的“交响曲”,“歌声”响彻云霄,有的还控制不了自己,一个劲的往山上跑,发泄自己的情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晚上,只要我们走出帐篷,就能看到狼群的绿光,还不时有熊瞎子出没。这时上海的男知青拿出了大哥哥的样子,连哄带骗的把她们一个个拖回帐篷。
    我们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结伴到2里地外的河套里去打冰,取回来作生活用水。用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一盆水要多次利用,洗了头要洗澡(所谓的洗澡就是擦身),洗了澡要洗衣服。所以一年下来,衣服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原来的颜色。由于一个帐篷要住二个班,一个班住14个人(每个班只有一个取暖的铁皮炉)所以大家约定:每天晚上轮流,二个人洗澡、洗衣服,火炉上的铝锅归他们使用。(因为锅起化冰的作用)到了夏天的雨季,井里的水挑回来的是泥浆水(所谓的井:就是在离连队1里路外,挖一个2米见方的洞,洞深约3、4米,用小桦树杆一层层的叠加、搭井字型架似的围起来。目的:是不让鹅卵石往井里滑下去,起阻拦作用,但泥土还是不断地往下掉)我们挑回来后,就放在大的铝盆里(我们存放生活用水、洗澡全靠它,卫生已经顾及不了它),让它沉淀,一担水大约能取出1/2的清水,消毒是绝对谈不上的。由于水质很差,缺少各种成分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大家不同程度都得了地方病—甲状腺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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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6: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我们吃的主食是大碴子、高粱米、窝窝头,当然也有馒头、大米饭(籼米),但只是很少,以粗粮为主。那时我们食堂的口号是:“粗粮细做、细粮精做”。其实这是一句空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一个月只有一斤大米,我是南方人,习惯吃米饭,米饭成了我每个月的向往,我可以不吃菜的,把一斤米饭都吃下。(现在想来真是吓人)

由于大兴安岭只出木材,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出,全靠小火车从外面运进来。再加上我们在山上,离镇很远,所以我们一年四季吃的是国家储备粮(国库里到期的粮食,并且是在夏天之前,一次性的把全年的粮食全拉上来),为夏季大会战作准备。我们住的是帐篷,四面透风。一到夏天的雨季,我们整天就吃发霉的大碴子、窝窝头、高粱米,吃的我们直想吐,而工作强度又是那么大,因为我们的细粮票有限。偶尔去连队小卖部去买一斤称之为“饼干”的东西,因为买饼干要用全国粮票,而我们发的细粮票是连队自己设置的“粮票片”。(连队小卖部只有三种东西,那就是饼干、颗粒糖和冻梨。这还是我们去后几年时,连队才设置的,且经常断档)

吃的菜,除了夏季筑路大会战时,工作辛苦,改善伙食能增加豆腐外(从外面借小毛驴磨豆腐),一年四季都是土豆干、土豆粉丝。而食堂所谓的洗菜:只是到河套里,用洋镐把冰打碎,也不管这冰的干净与否,都一一拿铁锨撬回来,放在锅里化水。再把草包里的土豆干或土豆粉丝倒在锅里        (每顿就一只菜,有时一天也只有一只菜),用个大漏勺捞一下就算洗过了。(而我们自己打的冰,块块都是晶莹剔透,由于路远,又要随身带洋镐、铁锨、水桶,大家结伴去一次不容易,因为人少去不安全)那做菜就更简单了。把要做的菜放在锅里,加点水煮,等水烧开,加一把又大又粗黑黑的矿盐,再加一点豆油往上一浇,这菜就算做好了。我们食堂一年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做一次“大果子”吃,也就是我们南方人所称呼的油条。但大果子的个头很大,最起码有二、三两的大小,我们要是知道了哪天要吃大果子,我们会在知道消息的那天开始,就会互相打听、激动不已,半夜做梦都会笑醒。如果跟食堂的人关系搞好,还可以多买一点。所以在那个年代能在食堂工作是最最幸运不过的了,那就必须学会打溜须(拍马屁)。但我这三百六十行的第一行,怎么都学不会,看来我这辈子都与它无缘了,主要是没得到遗传。

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我们照样干的热火朝天,个个争当四好班、五好战士,我们班还荣获了“铁姑娘班”的称号。

特别是夏季大会战时,早上4点就出工,晚上8点才收工。(中午可以休息3个小时)大兴安岭的天气是很特别的,(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夏天早上3点多开始发亮、晚上8点多才黑,反之冬天早上7点才开始发亮,下午4点左右已是晚上了。一年冰冻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半年吧。在没有冰冻的那半年中,夏季是筑路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那时筑路没有机械化,我们筑路的工具就是洋镐、铁锨、扁担和土筐,一条路全靠肩膀一担一担地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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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6:56:0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我们是女生比较多的连队,还算是离处机关近些,大概是10里路左右,那些全是男生的连队,在深山老林里,除了回家探亲,根本就无法出来。在那时,连路的没有,还谈的上什么交通工具,只有靠我们自己的11路车(两条腿走)。与外界联系的,就是一天一趟的小火车,还必须从山里走到车站。我们碧水是起点站,(是最靠近边境的站)8:40左右开车,在山里连队的知青必须在3:00左右就要出门,才能赶的上小火车,才能不白跑这一趟。这小火车5分钟一停、5分钟一停的,到加格达奇(地区所在地)就要晚上了,再晚上从加格达奇发车到碧水是第二天早上5:00多。一天来回就这二趟车。这也是大兴安岭的“十大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跑的快。

大兴安岭的夏天,一到黄昏,铺天盖地的俄罗斯大蚊子、小咬,倾巢而出地向你扑来,尽管我们都带了蚊帽工作,但都无济于事,咬的脸上、腿上伤痕累累(直到现在,我的小腿上都是疤,不敢穿短裙)。我们女生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平均每人是3个立方的土,由于我长的很单薄,又在城市长大,从小没干过力气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的确很难承受,再加上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饿了咽一口口水、渴了就近喝一口死水塘的臭水。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硬是把较轻的活让给我做。记得去大兴安岭的第二年,我们成立了女子连,修筑10公里的公路,有二公里左右是山路,要求是半拆半填,也就是说路幅的一半要开山: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打炮眼、放炮,按照道路的要求开成平地。一半填地:是将放炮挖出来的石头挑到山边倒下去形成一个角度,使路面加宽。也就是说一条路:半条是开山放炮挖出来的,另一半是用挖出来的石头填出路面。我们自己打炮眼、自己放炮,我能挥动8P的大铁锤打炮眼,把铁锤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不偏不斜的正好打在钢钎的中心,由于有时石头是整块的,没有隙缝可钻,钢钎时常打不下去。在把钢钎时,常会把手上的虎口都震裂了或钢钎卷了边,        鲜血直流,(别看打炮眼是个简单活,其实是很有窍门的,要巧干,要顺着石头的纹路打,不能蛮干,不然费工、费时)放炮更是不要说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点完20几炮的引信,再快速地跑下山来,以免砸到自己,另外还得注意哑炮(我们二连的一位杭州知青就是由于放炮时出现哑炮,在前去排除哑炮的途中,白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是万万不敢放的,这都是一些胆大心细的姐妹干的。

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大家都很团结,齐心协力的,尽快把工作任务完成,好早点回去。(因为施工现场离连队很远,有半小时~一小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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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6:58: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冬季的工作,由于天寒地冻,无法筑路,在完成当年的筑路任务后,我们就要开始搬家。(我们是林场的开路先锋,我们筑完了路,林场才能进场伐木,才能把木材运出去)所谓的搬家:就是把自己的行李、铺盖带走,拆走帐篷,到明年开工的地方附近驻扎,搭建帐篷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包括我们睡的所谓的床,也是小桦树杆搭建而成的)大兴安岭有的是树木。由于是活树,又是天寒地冻,水分很足。树干歪歪扭扭又有很多树叉,我们睡在上面很潮湿,真不是个滋味,等到把树干上的水分睡干了,我们又要搬家远行了。有好多人都得了肾炎,但工作相对轻松些。冬天的工作是:把明年一年的烧柴准备好。(即便是夏天,我们也要烧火驱潮)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二个人打一溜烧柴。(一溜烧柴:把树木锯成75cm长,用树的直径叠起来码成垛,4M长*1M高)。有几个佳木斯的男知青专人伐树,当树即将倒下时,那“上山倒喽”、“下山倒喽”或“顺山倒嵝”的喊叫声刹时好听。



    有时到山上去打烧柴,碰巧去的地方,没有事先伐好的树,那就要找好常时间才能找到树木。所以我们出去工作已养成了习惯,喜欢四处留意,把明天在哪里工作地点先看好,以免明天措手不及。由于天气很冷,气温都在零下30几度(晚上达到零下40几度),在山上最多只能呆2个多小时,在工作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万万不会下山的。所以有时等完工后再下来,已冻坏了脸、脚,这时脸上、脚上的肌肉就会坏死、发黑,永远留下了冻伤的痕迹。由于长时间跪在冰天雪地里工作,我们四肢的关节不同程度都有伤。待完成任务下班回来时,大家都会争着拿斧子劈直径30-40cm粗的烧柴,作帐篷取暖用,看着那么好的原木在炉中化为灰烬,我心里觉得隐隐作痛,真是有点可惜。
    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开心,我在上海知青那里,学会了当时很多流行的老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祖国〉……〉、情歌(〈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你送我一支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剧《江姐》、也就是所谓的毒草歌曲,那些歌的音乐旋律是那么的优美动听,歌词是那么的抒情。(我当时还把所有会唱的歌的歌词全给抄下来了,可惜在调出连队时,怕在机关工作影响不好给毁掉了。因为那时留有这些东西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现在想想真心痛)遇到下雨不能工作时,大家坐在帐篷里,都会情不自禁的唱起“知青之歌”“插队之歌”“告别之歌”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当时我只要一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西子湖畔是我美丽的杭州古城、我的家乡。啊……”,流泪就会止不住的往下掉),我们的工作是靠天吃饭,野外作业。在不出工的时候,我就会凑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书,象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流行的书籍或《农村医生手册》(在离开杭州时,父母特地为我买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医用书,以防生病时,可以救急)《中草药知识》。当然,我还跟上海的女知青用花棚学会了绣花。(家里现在用的枕套还是我当时在那边学绣的)我还织的一手好毛线,不少男生(最早时在我们连队和我们一起共过事或他们的朋友)的毛衣、线裤出自于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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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7:01:5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初到那里,由于气候条件不适应,大家不同程度的都得了病,六个月以内生病的,都可以回城,(必须有相应的医院证明)我们连队除了上海的知青有几个找出理由回家了,我们杭州的知青一个也没走。记得我去大兴安岭不久,由于吃的、喝的都不卫生,我得了肠炎,(连队卫生员开的病假条揣在兜里)一天十几次,连续一个多月,到最后是严重脱水。我母亲是学医的,知道以后急得不得了,打电报来要我回去(因为正好是筑路大会战很忙,一个都不准假,所以只好说母亲病重),但那时,我就是不回去,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硬是挺过来了,就这样,我练就了“喝自来水、凉水都不会闹肚子”的本事,直到现在我也能这样。就这样的连队生活,我苦苦的熬了足足四年。


(七)

1975年1月在同甘共苦的姐妹帮助下,我跟还有一个姐妹从连队直接调到了区(县)革委办,(跃过了二个台阶)记得报到的那天,革委办主任安排我们俩工作:一个分在区机关食堂,一个分在了区革委招待所,尽管都是服务员(起先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分开,我们好想在一起,虽然路不远),事后才知道,革委办朴主任(哈尔滨人)的想法。他说:“招待所的服务员相对要长的漂亮些,这样能使旅客到招待所住宿,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感觉,我想:不就是招待所嘛,有什么可讲究的。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是对的,朴主任很有经济头脑。在那个年代里能有这个思路,的确很不容易。

到了招待所,发现已有四、五个上海、杭州的知青在那里工作了,模样都长的不错,不是在食堂就是在住宿登记处,房间服务员都是当地人,是一些区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个时代已流行“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格言。我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那时想想真不知道有多幸福。吃的是小灶、一天三顿细粮、住的是楼房、暖气,用的是电灯。由于我们招待所餐餐都是吃细粮,又是新鲜菜,很多外面区机关的人,都想到我们食堂搭伙吃饭。(区机关食堂还有少量的粗粮)为了杜绝外来人的吃饭问题,我们招待所规定:每次就餐吃饭,都要凭就餐券就餐。那时谁都想巴结我们,想我们给个方便,我们的得意劲就别提了。(这跟南方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南方不喜欢服务性行业,认为没面子。北方喜欢服务性行业,实惠。特别喜欢到饭店、商店、副食品店,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买到常人买不到的东西)

到了招待所食堂,我虚心向姐妹们学习,怎样做馒头?怎样切菜?怎样配凉菜?学食堂服务员的基本功,要做到笨鸟先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就是按照这句话,努力去做的。我在做好食堂服务员的同时,还兼管食堂仓库。那时食堂仓库的东西,要啥有啥,都是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需经过领导的批条,特别是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是我们招待所领导给区领导挨家挨户送东西的时期,我更是忙的不可开交,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仓库设在冰天雪地里,手碰上冰冷的锁就会拉掉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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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12-2-9 17: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八)

尽管自己管的仓库都是好酒(当时中国的四大名酒:茅台、汾酒、竹叶青、西凤和洋酒:金奖白兰地)、好烟(礼花、天安门、青岛、哈尔滨等)、海参、大开洋等一些紧缺食品,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外面买不到东西。尽管我的好姐妹很多,她们还生活的很艰苦。但我从不拿公家的一点东西,那怕是一粒糖、一块饼干,我都不屑一顾。我为了把仓库管理好还自建了帐本,做到帐目清楚。(由于我没有防人之心,太相信人,总认为是领导是不会做这种缺德事,轻易的将钥匙给了人,短少了烟、酒,最后自己用钱补上)这是我在大兴安岭用钱买回来的教训。

在山下,区政府在此,碗大的一块地方,交通方便、办事方便、住宿方便,所以我的人来客往很多。每个月的六、七十元的工资基本上剩余无几了。我想:虽然我现在到招待所,工作条件好了,但人是不能忘本的。只要有求于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由于区机关只有这么一个招待所。(小招待所是专门接待上级领导的来视察工作的)所以平时还好些,遇到大型会议时,我们就得早上五点起床上班(我们住在招待所宿舍),晚上要到九点下班。那时年轻,睡上一晚,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我干得很努力,也得到了荣誉:区(县)先进工作者、1977年15%的晋级工资我加上了。只是由于家庭所谓的“污点”(当时父亲已经平反,但材料还在我的档案里),我的“三八红旗手”“共青团员”却因政审没通过而与我擦肩而过。

那时候的姐妹情谊很浓,我的一个招待所的姐妹不幸得了肝炎(在一次外出开会传染上的),情绪波动很大。在住院期间,我冒着第二次被传染的危险,(小时侯我也得过一次传染性肝炎)除了上班,我天天陪她在医院睡,开导她、安慰她,最后自费送她回杭州。那个年代的人好象从来都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很有人情味。由于我们在区(县)政府所在地,电影院就在我们招待所对面,所以只要有新电影上映,我们都会去看,一买票就是十张,而且是自己偷偷摸摸去买的,不让别人知道。



(九)

这个服务员工作一直持续到1978年8月,本省的知青开始大批返城,(在外省的知青不能返城)我的父母亲想法给我调到了南昌,结束了我整整8年知青生活。在这8年中,我从不在家多呆一天,每年有11天时间奔波在列车上,在车上听到了家乡话,我们马上会热泪盈眶,仿佛回到了家,就像见到家人一样。到现在我都永远记得“老乡”这个涵义,一听到乡音,那怕是一个省的,都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特别在远离杭城的异处他乡,更是觉得亲切。


这就是我8年的支边情结。


后记:

1978年8月,我调到了江西南昌,,在南昌做了10个月的工人。自从我到南昌后,全国各地大批外省知青开始返城。当时为了解决大批知青就业问题,出现了父母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热潮。我母亲为了能把我调回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把干部指标转为工人指标,再托人搞病退,硬是提前退了休,那年她才47岁。(她的工龄只有27年,已至于现在什么待遇上,她都吃亏)当时我小妹是病留在家待分配,母亲在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让大姐回杭州吧,我不管怎么样,都在杭州,最多工作单位差点”。在小妹的谦让和牺牲下,我又调回了杭州。(其实我离开了大兴安岭,就没有了知青待遇,多亏了单位劳资科经办人员的关照)

从此,我在杭州开花、结果。想起往事,我感慨万千:这是我离开大兴安岭后从未翻开过的历史。至今我的父母、家人还不知我当年所受的苦。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满足。知足者常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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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的故事 发表于 2012-2-10 13: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樟子松的故事 于 2012-2-10 16:08 编辑

《难忘的青春岁月》一文看后真叫人感动。作者在那个年代为了工作,二次被确诊为“脑震荡”,但任然对艰苦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从你的叙述中看到:你总是乐观地面对人生,为了放一个星期假的嘉奖,已把你满足了。你用那一连排的“感谢”,道出了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的追求和精神。你无怨无悔地为兴安的发展,贡献出毕生的青春,叫人敬佩。火红的青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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