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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心静语

“插队岁月”——网友文章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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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客 发表于 2014-1-27 19:1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写得生动贴切,是一篇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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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客 发表于 2014-1-27 19:5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先生说得不错,我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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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2-5 20:47: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清心静语 于 2014-2-5 20:49 编辑


下乡札记(一)——我的“曲折”下乡路
我的“曲折”下乡路

      自从1968年隆冬时节伟大的老人家的一句话后,大批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大张旗鼓、前仆后继地撒向农村、边疆。街上的阿牛、小虎他们纷纷披上了发来的军大衣,几天后他们就登上北去的列车去了黑龙江。不久后的1970年夏、秋之际,69、70届的初中生一同步入了毕业分配季节,俗称的“二届生”的分配以前所没有的去向上的悬殊差距拉开了序幕。等到40%的同学去了工厂;10%的所谓低龄同学继续升入高中;40%的同学去了南湖北林场三师九团;只剩下了我这个被兵团刷掉的不幸之人也进入10%的行列,和其他倒霉鬼一起面对一条到大兴安岭林场去的路。

      本来去黑龙江倒也无所谓,但是我的祖父坚决反对。理由是我父亲在西宁工作少有回家,我若再去东北,家里祖孙三代成了三角鼎立,一旦有事无法照顾。在那个失言即祸的年代,祖父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回绝学校工宣队“可以就近下乡,我们坚决不去黑龙江”。无奈学校没有插队指标,把我以不服从分配理由进行了处置,在学校分配结束后推到了街道。终于在当年12月初,靠着我那曾经当过居民小干部的奶奶的老脸,街道在当时仍在大张旗鼓动员去大兴安岭的背景下给了我一个300里路外的临安农村插队的指标。要知道这种开着后门去插队看似滑稽又很不幸的结果,却给我的祖父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来我才深刻地感觉到,我那与20世纪同岁的祖父确实是我们共和国的一个大大的良民。

        1970年12月初我顺利地把户口迁出,迁移证捏在了街道工宣队手里。12月10日少男少女一行12人,在街道工宣队领队春光绸厂的俞师傅的召集下到武林门长途汽车站集合。在汽车站里第一次看到俞师傅,中等个子,小眼睛,貌不出众,黑黑的,抽着烟。俞师傅和我们每一个人交代了行程和注意事项,告诉我们要去落户的地方叫龙井桥公社,地处临安昌北区,是大山区。

      俞师傅帮我们这帮初次出门的小孩们托运了行李,带着我们一起登上了杭州到仁里的客车。是日,天是细雨蒙蒙,阴沉沉的有点冷。记得长途汽车从武林门出去后好像沿着当时并不宽的天目山路、西溪路出留下经02省道慢慢吞吞奔向目的地。第一次出远门虽然心里迷茫,但也确实感到新奇。望着车窗外慢慢掠去的田园景象,似乎根本没有想过我的目的地在哪里。也记不得在哪里吃的午饭,在晌午过后混混沌沌地到了太平桥————龙井桥公社唯一的供销社所在地和公社最大的长途汽车停靠站。

      龙井桥公社秘书老袁接待了我们这帮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知识青年,客套了以后介绍了公社的概况。然而,各个大队派来领人的代表们却已经从早上开始就等在了公社所在地九园大队。经过一一对应,门当户对,验明正身后各大队都领开了相应落户的知青先在一边交流了起来。令人惊讶的事终于发生了,我和同一条街上一个张姑娘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公社接受知青的花名册上(这个张姑娘的外婆当时也是一个居民小干部)。这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只见着俞师傅一个劲地向老袁解释,说好话希望公社接收我俩。诚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好像没被判过刑的人怎么能被关到监狱里去一样。原则性特别强的公社秘书老袁,无论余师傅怎么说好话还是紧紧地把住了这个关,关上了这扇门。于是我俩开始被挂了起来,有点随风飘荡的感觉。

      为了使工作做得更扎实,从时间允许的可能性出发,俞师傅象征性地送一对张姓姐弟去兰坪大队。我和张姑娘闲来无事,也随着俞师傅一同去帮他履行职责。从太平桥出发沿着崎岖的小路,一路青山绿水,峰峦起伏。虽是阴天,风景尚且可人。路上我们也互相帮着张家姐弟背行囊,俞师傅则闷闷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偶尔搭个一两句。但是,我和张姑娘两个似乎都没有考虑到,明天我们将怎么样,一路上还开开心心的。值得欣慰的是,整五年后,张家姐弟和我同一天进了重机厂。

      送完兰坪插队的张家姐弟俩回到太平桥已是近傍晚时分,老袁留我们到公社所在地招待所去过夜。无奈再上九园又要爬山,况且明天一早还要赶车回杭,俞师傅谢绝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两个开后门插队的臭猪头将重新拎回到杭州去,但是却是袋儿户口的身份了。

      巧的是当年水电部第十二工程局华光潭水电站勘察队刚好扎营在太平桥边。凭着俞师傅出色的外交能力,又凭着杭州老乡的面子,一位戴着眼睛的工程师给我们解决了晚餐并把我们分别安顿在勘察队空着的小木窝里的行军床上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我利索地打好军式背包,和张姑娘一起跟着俞师傅搭上仁里兵工厂出发开往杭州的长途汽车,中午时分我又戏剧性地回到了车水马龙的杭州。回到家里祖父紧张地问道,农村里都不要你呀?街道工作人员一个劲的解释说以后有机会再去,老人的紧张心情这才平静了下来。

      十天后的一个细雨蒙蒙、天还没亮的隆冬的清晨,我终于如祖父所愿和另外29位长庆街道和武林街道的知识青年在众安桥东南报馆门口登上了一辆车头前突的天蓝色的老式解放长途汽车,去了比龙井桥还要远50里地的上溪人民公社,插上了“开后门”的队。汽车在鬼哭狼嚎的伴奏声中从众安桥出发,沿法院路朝着黑咕隆咚的前方开去。

      我这枚不红尚专的钉子,在那片俗称“板桥直笼通,风雨不断终”的贫瘠的土地上钉了整整五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钉下去的那一天是1970年12月21日。

                                                              一根毛于2014年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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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2-5 20:49: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二)——走进上溪

走进上溪

      自从从龙井桥公社被“发配”回杭州后稀里糊涂又过几日,忽闻街道干部传话近日有临安插队指标。又过了两三日后正式确定可以出发了,终于臭猪头又可以拎出门外去了。这次街上去的除了我和上次一起退回来的张姑娘,还多了一个隔壁的赤卵兄弟,也是开后门的。这位兄弟和我家隔一个门面,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有趣的是他对于下乡插队还欢天喜地滴。街上的邻居都说我们运气好,到这么近的地方插队。我的两个在10%范畴里的倒霉同学,四十几号里的忠荣和七十几号里的电光都已乘着火车轰隆轰隆地去了大兴安岭,出发时还是我去闸口送的行呐。

       1970年隆冬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放亮。众安桥东南报馆门口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辆天蓝色的车头前突的老式长途汽车靠着马路牙子停在那里。人们纷纷相互作别,长辈关照着儿女琐事,同学们挥挥手也算是一种道别。这拨下乡知青共30人,大多数是武林街道的,我们长庆街道只有6个人。这30位知青,其中10位落户在比龙井桥公社远20里的鱼跳公社,20位落户到比鱼跳公社远30里地的上溪公社。这一回两个公社分别派来了两位接人的干部,只记得上溪公社派来的是一位党委委员,公社中学的老师(校长?),大名邵瑞华。四十左右的年纪,圆圆的脸,和蔼可亲,魁梧的身板,据说是部队转业回乡的。

      即将启程,长途汽车点着了火,老旧的发动机在低声地轰鸣着。清点了人数后,不知哪位领导说了声“出发吧”,随即死一般的寂静。司机熟练地进档、抬离合器、轻踩油门,汽车颤抖着微微地向前开始移动了。突然间,鬼哭狼嚎般的声响爆发了出来,中间还夹杂着拍打车窗的声音。汽车徐徐移动,渐渐地快了起来,过了竹竿巷口拐入法院路后外面的哭声才越来越小。但是车内仍旧有几位女生在抽泣,有的还亮出嗓子来使劲地抽。这情形简直是像那户人家死了人在发丧,把人们的心情都搞得糟透了。倒是我那位赤卵弟兄,边吃东西,边笑话那些哭泣的女生“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天细雨,还有点雾。五点三十几分,天没放亮。车子沿着法院路,朝着黑咕隆咚的前方驶去。抽泣声慢慢地小了下去,嘻嘻哈哈声慢慢的占了上风。等到能见到车窗外朦胧可见的景物时,我发现好像在龙驹坞附近了。

      车子共有35个座位,还去了一个家长也能坐得下,估计是有门路的。邵老师也开始和我们大家说说话了,大家的情绪已经得到了平缓。车过老余杭,过石鸽,过临安都没停车,据说是为了赶到上溪公社去吃午饭。在昌化小息,方便了一下,继续前进。车到龙岗向右一个拐弯后,突然发现路小了很多。越往里开路越小,会车时司机老远就拼命地踏气喇叭探路,两车交会只能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这就是当时的龙岛(龙岗——岛石)公路。随着汽车在傍溪的盘山公路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颠簸,大家的心情似乎又不怎么的了,有的女生还不时地小声惊呼一两声。我那个赤卵弟兄吃饱了零食后,却在闭目养神了。

      车又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太平桥,可这一次我却连和它打个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前面是一个连续上坡加左转急弯,司机拼命踩着油门全神贯注目视前方。弯弯曲曲的盘山道又上了一个新的海拔,面前豁然开朗,云雾都几乎有点散去。这是龙岛公路的最高段,龙井桥段,海拔约在800米左右。

      随着一阵子的下坡,汽车又行驶在峡谷之中。车子沿着昌北溪北面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公路,忽左忽右不知过了多少道弯,终于在峡谷深处一个有几间房子的相对有块平坦地皮的地方嘎然一个刹车停了下来。“华光潭到了,鱼跳公社的同志请下车”,随着干部的一声召唤,去鱼跳落户的知青恍然梦醒。望着前前后后高耸入云雾中的山峰峭壁,鱼跳的10位兄弟姐妹们背着行禳默默地和我们道别。

       过了鱼跳公社所在地几百米路,汽车一头扎进路左边的斜坡,朝着昌北溪中开去。大家一声惊呼,汽车在被溪水淹没了大半个轱辘的条件下平平稳稳的穿过了昌北溪继续爬坡开上对面的一条更小的公路。原来溪中也有一条汽车便道,供车辆涉水通过。“这是通往上溪的唯一的一条公路,每年大水季节和冬天冰冻季节都无法通车。如果要去临安、昌化只有走30里路,过铁索桥到华光潭乘车。”当汽车在水中慢行时邵老师对我们这样说,还随手一指溪的下游几百米处,果然看到一架三四十米长的铁索桥飞越在溪上。现在这座铁索桥的遗址已经永远沉入了华光潭一级电站水库,静卧在库底了。



      出了华光潭,汽车一路爬坡向上。过毛塔、落塘到上溪大队时已是12时过后三刻了,邵老师打算让我们在上溪供销社吃午饭。供销社头儿老王一看20几号人,连说做不了那么多饭。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老王那里根本没那么多米。汽车继续向上又走了些时辰,下午1点过些终于到了上溪公社所在地中梅大队。公社党委副书记秦水泉同志笑容满面地来迎接我们,并立即吩咐公社食堂的公义伯为我们做饭。数年后我们才知道上溪公社这20个知青是秦书记到临安县里去请缨得来的,临安县委压根儿没把上溪列入知青的落户点。以后的五年中,当地公社的党政负责人也非常负责地把我们这20个知青前前后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送出了上溪。到第五年时是公社党委向县里打报告,把我们剩下来的知青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连锅端出上溪公社送到杭州各个单位。我们是临安县上溪公社的首批知青,也是最后一批知青。这种状况在临安县绝无仅有,恐怕在其他有知青的农村也非常鲜见。

      午饭过后,已经等待不及的各大队接知青的干部迫不及待地与对应的接收对象接头。我们20个知青中有4个分在公社所在地中梅大队;有6人分在中梅上去2里地的平溪大队;还有4人分在平溪上去2里地的玉山大队(就是出鸡血石的那个地方);包括我在内的最后6人分在玉山上去5里地的源头大队。至此我们的新的身份是上溪公社的下放知青,同时也是上溪公社的农民。我们的城市户口已经彻底变为了农村户口,我们将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下去,却无法知晓遥远的未来是什么。

      大家分头被各大队的接人干部领了回去。乡亲们非常热情,除了大队干部外每个大队还配了三到五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挑夫”帮我们搬行李。中梅大队的不用走路,平溪、玉山的路不远也一会儿就到了。唯独我们源头大队6人加上“迎亲”人员一干人到达源头大队时,村庄的上方已经升起了晚间的炊烟。

      大队党支部书记钱云法、大队长姚法寿等和我们寒暄片刻后,天色已暗。大家去了各自的接待户家里吃完晚餐后,即分头去了各自的暂住处。我和另一个男知青韩国华暂时住在三队队长钱思木家的空房子里,一张大床,点着油灯,倒还宽敞。在村边的小溪里草草洗刷了一下,解开自己的军式背包倒头就睡。

      次日一早,鸡鸣犬吠,早早的就被吵醒了。睁开眼睛猛然看到头顶上的屋樑上搁着两口大棺材,于是一脚踢醒了韩国华。两人连滚带爬地起了床,赶紧出门。早饭还没吃就去找钱书记要求换暂住处,问明原因后他们都哈哈大笑,但是还是给我俩换了住处。然而,两年以后我俩的并不宽敞的新屋就盖在这间屋子隔壁的一块由两个老坟扒平的地上,我们倒都没感觉到什么,这或许也就是下乡锻炼后的长进了吧。

      大山里没有PM2.5,天空湛蓝,太阳一升起来就特别刺眼。我们的新的知青生活和历程就从这一天开始了,这一天是1970年12月22日。

                                                               一根毛于2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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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2-5 20:52: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三)——走近源头大队
走近源头大队

       隆冬季节,在海拔近千米的源头大队感到格外地寒冷。早晨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白霜,裸露的地面上被午夜的低温挤出一片冰“萝卜丝条”。冰“萝卜丝条”的现象是当地湿润的地表与冬季极低的气温交融产生的新鲜物理现象。当地冬季气温之低出乎我们的意料,而后的夏季要盖棉被更出乎我们的意料。

      书记、大队长都给我们开了会,除了赞扬我们不怕苦到这么穷、这么冷的山区来插队,大队长还特意讲了龙井桥“千顷塘”农场知青因坚持不下去返回杭州的旧事。生产大队按照上级的指示,还给我们每人标配了一把锄头、一把铁耙;一根扁担;一根担柱;一对簸箕;一对谷箩;一对水桶,还有一对“聚宝桶”。

      从到源头大队的那一天起,离1971年1月26日的年卅仅仅只有36天了。对于这个气温低得只能种单季稻的地区来说,当地冬季基本上处于劳动休眠期。一是无活可干,二是天寒地冻也没法干活,碰到一场大雪后大家都闭门少出了。所以我们在当时也仅仅是熟悉一下村里的人文地理,仅有的几天出工日也像“彩排”似的跟着生产队长去蜻蜓点水样地在“大寨田”工地上挖上几锄头。此外,还偶尔走上几里地到玉山大队等外村的知青那里去串串门。

      为了我们的生活起步,大队还给我们赊了大米、苞米。并且挑了一间比较大的单间房子,作为我们六个知青的共同厨房。厨房里设施设备一应俱全,除了已经沏好的炉灶,每人还配了一把菜刀和一块切菜板。同时还为我们准备了数日的柴火和一些松明。

      蹭了一个礼拜的饭,我们终于决定自己开伙了。源头的冬季自留地里只长大毛毛菜,其它蔬菜都长不活。几片冻过的大毛毛菜叶子,几位平时和知青比较接近的农民朋友们送来的腌菜、酸萝卜就是我们的菜肴,没有荤菜的踪影。我们用家里带去的猪油炒菜,看得当地农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以后一了解才知道当地人极少用油,所用的油也仅仅是用山核桃经传统土法榨出来的山核桃油。油在当地是珍品,以至于以后我们每年春节回家后都要去开后门帮比较富裕的村民们买回来膘油、板油。村民们将这些生油切成一寸见方一块一块,用盐将生油块腌在装过腐乳的空坛中,炒菜时仅仅拿出来在锅里擦几下又扔回坛中。一直要用到油快逼干时,才扔到腌菜煲里煮掉。当地的猪也养不大,漫山遍野地跑,像狗似的,一百来斤的毛猪极为稀有。村民的荤菜就是自己年底杀猪时做的腊肉,要等到招待客人时才拿出来摆显一下,平时鲜有荤菜。以至于我们男知青在1974年夏萌发异想开始捕蛇吃,由于味道鲜美后来部分女知青也加入吃蛇一伙,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

      村里有家小店,只有酒、酱油、盐、糕点、颗儿糖等。知青去了后那坛酱油终于开封了,因为没有菜,我们用酱油、猪油拌饭吃,还挺香的。据说村民从不吃酱油,一则是习惯,更多的原因是钱的问题。盐,这种日常的调辅料,对当地村民来说也和油一样珍贵。村民的菜肴中基本是靠辣来提味的,不常用盐,这也是钱的问题。村民们通常把母鸡下的蛋拿到供销社里换回盐,有时候甚至把鸡都抓去换盐,而换回的盐仅仅是在过年时和家里有大事时才用一些。由此可见,当地那时的生活之艰困,不知道是如何让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坚持下来的。

      开伙了,打开厨房门只见大门对冲贴着墙背靠背砌着一对灶头,左右两边也是同样背靠背贴墙的各一对灶头。这六只灶头就是我们六位知青煮饭填肚子的仅有设施了。每人只有一只锅,先得炒菜,然后再煮饭。生火了,不知是我们的技术问题还是柴火太湿。每一只灶门口先是飘出缕缕青烟,因为没处通风然后就是满屋浓烟,最后是六个人全跑到门外。大家一起流着不知是被烟熏出来的,还是从心底里无奈地泛起来的眼泪,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亏得村里的一些平时交往比较多的小年轻,待浓烟少了些许后,帮助我们一个一个把炉子生旺,这才对付了下乡后自己煮的第一顿饭。

       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住的大多是钱姓的后裔,居然还出过一些人。临安文化局的姚宾谟先生,一个一条腿不大利索的文化人,前些年还出版过一本关于昌化鸡血石的书;从省军区后勤部转业下来,曾经在凯旋街道当过主任的钱思杰先生,都是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当时村里还有几位“秀才”,有昌化中学60年代高中毕业的钱学鸿、姚飞云,因某种问题不能上大学而回乡务农。他们在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互相融贯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稀里糊涂过了半个月多后,有几位已经有了回家的念头。据说第一天的煮饭轶事后,有几位女同胞夜里潇然泪下时就有了回家的念想,由于“革命”的原因她们当时没走。年关迫近就是一个最好的回家理由,交通状况差也是一个理由。党支部书记钱云法和大队长姚法寿一合计给我们开了一个小会,大致意思是目前还没下雪,如果下大雪了就是死蟹一只出不去了,竟然动员我们早点回杭州过年(事后知道这也是公社领导的意思)。大家在感到了那么一丝温暖后,打点好行李,买了一些山核桃将就当做年货,在插队将满一个月时出发回杭了。

      要回杭州可不那么容易,我们首先要从源头步行5里路到玉山(长途车站名称:邵家)。从昌化出发到玉山的车开到玉山时已经下午两点过,回程出去到昌化已经是下午近四点。昌化至杭州的车早上一班,中午一班,回杭州的车已经没了。因此,必须在昌化住一晚,然后坐第二天昌化到杭州的早班车回杭。进上溪的长途车上的售票员小何也是杭州人,这个幸运儿被分配在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当售票员。我们回家那天车上多了我们十几个人,小何说今天是回程人最多的一天,有时候从上溪回昌化的车经常吃白板。

      经过近两天的奔波,三转六回头终于出了武林门长途汽车站。回望天目山路西端,心里的感觉总是和学农劳动回来的感觉绝然不同。因为,过完年我们还得再从这条路上重新向西回到上溪,回到源头大队去的。我们还得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继续趟这条国家给我们安排的路。
                                                  杭州一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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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2-5 20: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四)——初识劳动
初识劳动

       转眼到了1971年的二月底了,在杭州懵懵懂懂地待了一月有余。此时大家的心态变得及其复杂起来了,无可奈何还得回到上溪去的呀。大家串联了一下,等到天气放晴了以后,在3月初似乎很不情愿地前前后后又回到了上溪。

      大地解冻,阳光明媚。风生暖意,山尚未绿。山涧里流淌着山上冬雪化成的冰水,彻骨地寒。极目远望梯田层层,田头还是原生态般的寂静。由于高海拔的原因,夜间的气温还在摄氏零度左右徘徊,有时甚至在零度以下。灌满了水的冬养田里水面上尚有一层薄冰,薄冰下面的水里浸泡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葵花杆子。

     “放牛嘞”,早餐后片刻,随着放牛童子们的几遍吆喝,管得有耕牛的人家纷纷打开自家的牛栏门。关了一夜的牛们从各家的牛栏出来后熟门熟路地鱼贯汇入村道,向着山里走去。赶牛童子挥着竹梢做的赶牛鞭,清点着着牛的头数,一边喊着着“某某家的牛赶快放出来”。此刻,一长溜的出工的队伍也夹杂在“牛流”中一起进山,慢吞吞行进的劳动队伍不一会儿就落在牛们的队伍后面了。

      太阳已经丈把高了,照射在身上有了一丁点儿的暖意。这个季节没有田里的生活,按照农民的话来说这段时间的活都是“稀释”工分值的活儿,因为这段时间的活儿都不能直接产生劳动结晶——粮食。三三两两的队伍到达了“大寨田”工地,各位大大小小的农民伯伯首先从腰里取下老烟竿,随着“嗤、嗤、嗤”的几声吐烟泡声后终于扬起了锄头。这边的山区从祖上传下来都是不很大的一块块的梯田,在“农业学大寨”的呼浪声中却“邯郸学步”硬要把小块的梯田合并成大块的梯田。当时在当地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一个太阳照。为啥大寨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在这句口号的蛊惑下,所以在当年的源头大队乃至全公社,冬春两季都是瞄着这搭砬子事,干着改造梯田这营生。

      日子在挑泥巴、打炮眼、抬石头、筑石埂的轮回中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倒也少了一些焦虑和迷茫。慢慢地我们男知青能打炮眼了,挥舞着6磅软把榔头,在打断了几根竹片榔头把后终于也有模有样了的。同时还学会了当地一种很古老的抬石头的方法,除了两人单杠对抬外还有双纽双杠四人抬、四纽四杠八人抬。但是对于女知青来说却没有能力去涉足这些新鲜玩意儿,只能日复一日地挖土、挑泥巴。数日后生产队对我们六位知青分别进行了初评工分,我们两个男的都拿到了7.5分,四个女的最高4分,低的只有3.5分。也就是说在当时10分工0.5元不到一点的基础上,我们男知青也只能拿到3毛6、7分钱一天,女知青最多只能拿到1毛7、8分钱一天。此刻,我们发现女知青的眼圈都是红红的了。

       三月底的一天,大队长姚法寿兴匆匆的告诉我们,县里批准了续建玉山(邵家)到源头的简易公路项目。后来我们知道了除了为了发展当地交通,促使这段公路能较快地上马还得益于我们下放知青。当初我们步行进源头大队前,公社党委秦书记就说过要去县里催这段公路的项目,说知青进去了不能没有公路。终于,知青的到来加速发酵了这项工程,不能不说是知青这个当地的新生事物对当地的一个贡献。

      有了这项工程,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投到这里边的工将得到县里的货币补偿,会“加浓”大队里的工分值。生产大队派了许多劳动力上去打公路了,工地上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热闹非凡。小青年们有机会在一起打闹、交流了,知青们也聚在一起劳动了。在工地上熟悉了村里的一些“名人”,四队队长钱思文,小个、尖嘴、圆眼、动作敏捷、身手利索,知青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孙悟空”;三队队长钱思全,高个、方脸、秃顶、秃顶下方四周一圈稍长的卷发,知青赠给他了一个外号“沙和尚”。这二位还真有逢山开路的本事,当施工路段上碰到一些无人认领的老坟没人敢动时,总是由“孙悟空”破土,“沙和尚”闷上一大口烧酒后去拾掇骨头,然后找个僻静地方给埋了起来,并做上标记。

       所谓的公路也无非就是在勘察队设定的线路上,按照木桩头上的标高,有的路段把土耙耙平就算成了,有的左右有坡度的路段把高端的土弄到低端使路面左右水平,逐段处理后成为一条土路。经过个把月的分段建设,一条有点模样的土公路丛玉山经过桥头、新庄通到了源头。华源公路(华光潭——源头)终于全线落成,终点就是现在源头村口源浪公路(源头——浪广)的起点。有了这条土路钢丝车可以从源头一直拉到华光潭,公社唯一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可以把生活必需品运到源头的小店(本来是需要人力挑上来的)。我们与下面几个大队的知青可以走公路串门,夜里回村也不用摸黑走小道了。偶尔,还可以搭上顺风拖拉机潇洒一程。



昨天 08:53 上传下载附件 (27.05 KB)

       劳动,似乎为我们自己创造了便利,但也为当地建设做出了贡献。劳动,对于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起初总是具有朦朦胧胧的新鲜感,时间久了之后就会不断产生厌倦感,直到又厌倦又没法舍弃的状态。细细想想我们起初的劳动充其量也就是翻翻泥巴团,但是毕竟也能翻出一点新的东西来。这就是我们下乡之初的劳动,只有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仿佛才记忆犹新,从而也有了一点与在学生时代经历的学农劳动有所不同的认识。在我们依赖劳动谋生时,确实很少同时想到劳动的本质其实是创造。

                                                                       一根毛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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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3-11 12:38: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五)——割草沤肥
割草沤肥
      春风化雨,转眼即将到了阳春三月。静寂的农田里陆陆续续地有了人的身影,冬养田里的葵花杆子被取了上来。冬闲时农民将生葵花杆子浸到田水下面,上面还压上石头等重物,让水没过葵花杆子。开春时取上来时,葵花杆的皮和芯都已腐烂成肥料留在田里。只剩下了不易腐烂的木质杆身,经洗净、太阳晒干后却可以用作做火把的材料,夜里行路用来照明,这确实长了我们的见识。
      体型硕大的黄牛们养了一整冬天,现在纷纷出手了。冬养田首先开耕,接着其它田也陆续进行翻耕、注水,然后经过耙、耖后把田整糊、整平。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给水田加肥料,这项工作在平原地区是见不到的。山里面的可耕土地50%以上是山坡旱地,主要用来种玉米、番薯。所以,各家各户的猪、牛等牲口拉出来的栏肥全被挑到旱地里去做肥料了。山区穷没钱买化肥,所以水田里的肥料全靠山上的青青芳草转换沤成。
      山里的单季稻种植区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先长山上草,再种田里稻。开春后眼见山上一日比一日葱绿,村边的秧田里开始忙碌起来了。老把式们纷纷在早已耕完的秧田里劳作,平整、开排水沟、播谷种。这档活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干的,在下乡的五年中我只耕过、平整过秧田,后面的活儿都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干的。
       平原地区草长莺飞的日子,在上溪却是“风雨不断终”天气。气温已经显著升高,但是一下雨时又非常的冷。村里大大小小的劳动力都上山寻找草盛茂密的“寨头”(形容山上成片的草甸),找到“寨头”后放下工具割到草后就打成两捆挑着下山。挑草用的扁担是特制的,当地叫“签担”。这扁担是用山里的硬木制成的,整条厚约3厘米、中腰部宽约10厘米,往两头去略宽、微微上翘一些,然后逐渐收尖到头,两边头上还镶有铁质尖顶镶套。另配两根带钩的棕绳用来捆草。割完草后打成两捆,用扁担一头“签”着一捆就可以挑着下山了。
      割草劳动看似轻松,但并非易事。首先,要找到好的“寨头”,然后打捆也不是那么方便的事,连农民们有时挑草到半路都有散掉的。其次,割草劳动是以每个人所割的草的重量记工分的,技术好、点子准、割得多的,一担草就顶一天工。记得割草工分好像是每100斤记10分工,当地的壮劳力一天两担草最多的有近30分工。而像我们男的知青一天两担草也有十几个工分,女知青那就惨不忍睹了。一则进不了山的深险处,找不到好“寨头”割不到,二则多了、重了挑不动。当她们挑着割来的草下得山来过秤时,农民戏称她们“挑着几根鸡毛”,自然,工分也就少得可怜了。
       割完了草,过完了秤,接下来的工序是把草撒到耙平了的田里,然后赤脚下田把草踩到田泥底下。然后还要在田里撒上生石灰粉,促使青草加速腐烂,同时起到改良土质的作用。尚留有冬水余温冰凉的田水,再加上石灰的腐蚀;还有一些初干此活的小孩(包括我们个别知青)把映山红、灯笼骨子吊等一类的灌木丛也当草割进来,踏草时扎坏了脚。干过这一阶段的活后,脚上、小腿上的表面皮肤肯定或多或少形成了损伤,两脚“已无完肤”了。
      直接和生产结晶——粮食有关系的劳动由此开始。应该是三月艳阳天的季节了,我们却天天愁着风和雨。从割草开始,劳动、生活和时间一起在潇潇春雨中漫漫地向着前方延伸。
                                                                一根毛20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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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3-11 12:39: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六)——自留地
自留地
      自留地——在当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范畴里的农村竟有那么一小块不属于“大公”的“小私”,确实有点各异。下乡插队后我们也“享受”到了城里人享受不到的这块“小私”的一些“好处”,而且各自打理得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然而最终还是偏离了“方向路线”。
      下乡后不久,大队长姚法寿就和我们打哈哈说“马上要给你们分自留地了,你们可别在自留地里种山核桃哟”。在那还没有人工培育山核桃树苗的年代,想在自留地里种山核桃的事,就是一位回乡知青给当地农民留下的笑柄。梅红——一位上海回乡知青,落户在狮溪大队(俗称,马啸坞大队)。当生产队里分给她自留地后问她种点什么,她立马就说“种山核桃”,由此落下了笑柄。当年漫山遍野的山核桃树都是野生自然长成的,没有个十五、二十年是不会挂果的。所以,大城市上海来的梅小姐,凭着自己对山核桃的喜爱脱口而出自己的浪漫想法。但是她根本不知道按照当时山核桃的生长方式,等到山核桃结果时,她差不多已经是一位老媪了。
      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按照安置政策也同样享有和农民们一样的“待遇”——分自留地。生产大队从仅有的山坡自留地中调整出三分多较好的、而且离村子较近的地,分给了我们大队六位知青。我和另一个男知青每人拿到了六厘多一点,其余四个女知青只有四厘多一点。虽然女知青能力要差一点,但从评工分开始到分自留地,农村中重男轻女的倾向性显而易见的存在着。
      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我们在农村小伙伴的指点下开始翻耕打理自留地。在他们的指点下,他们说种菜,我们就种菜;他们说种玉米,我们就种玉米;他们说种土豆和番薯,我们就种土豆和番薯。只记得入冬以前最后种的是大白菜,用来做腌菜过冬。然而整个冬天知青的自留地里连草都没一根时,农民的自留地里还有些许绿色,这就是知青与农民事实上的绝对差别。
      自留地里种下了各种小苗后,还得去打理。最起码得浇浇水,这活还行。再则,要上上肥,那就有些考验了。在上小学时学校里开展学雷锋活动,晚饭后小同学们一起到登云桥边帮环卫处工人推粪车,那时才近距离、长时间闻到过大粪的味道。现在要挑着自己的“聚宝桶”,在山间小溪里兑上水稀释自己产生的“宝物”后再浇到自留地里的庄稼根部。闻的味道不说,还要挑着上山,确实要有些能耐。挑到山上再兑水嘛,肩上要轻一些,但是闻到的味道要浓一些、时间要长一些。在山下家门口兑上水嘛,味道几乎没了,但是上山时肩上的份量可不会那么轻松了、路也不会走得那么稳了。于是乎在起初时,戴口罩挑粪桶的也有啦;挑到半路走不稳倒掉的也有啦;请农村伙伴代挑的也有啦,总之五花八门成为了村民们闲谈的一大新鲜主题。
      转眼到了各个不同的收获的时节,各自地里长出来的农产品显著反映了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差距。知青自留地里的叶菜五六寸长,隔壁农民地里的起码七八寸长;知青自留地里的玉米杆子上只长两三蔀苞谷,而且有的扒开来还是“癞痢婆”,隔壁农民地里的起码有五六蔀,多的有七八蔀,而且蔀蔀饱满;其他的土豆、番薯之类的也都一样,个头都要比农民种的要小不老少。当然也有极个别“诚心改造”的知青醉心于“园林艺术”,但是种出来的东西比老农肯定要差一截。仔细回想一下,种下苗以后只是偶尔去浇浇水、上上肥,能长出丰硕的果实来吗?            
       当然也不是知青特别懒,每天收工回家后还要做饭等,没人来帮你“分工合作”。“主要工作”完成了以后,自留地里的生活肯定是要打点折扣了的。当地农民也经常和我们开玩笑“讨个老婆帮着烧烧饭,洗洗衣服”。但是,对于我们这拨知青,下去时心里就有一个“回城结”,冥冥之中感觉到某一天肯定会跳出“农门”的。因此,大家都坚定不移地做“修男”“修女”,闭口不谈这档子事,心里绝不泛起这个念头。总盼着有那么一天能云开日出,重见杭州的(最起码是昌化的、临安的)灿烂阳光。
      自留地的现实,挫掉了我们的一些傲气。慢慢地我们对自留地失去了宠信度,知青的自留地大多变得越来越荒芜。此时,有一些脑筋灵光的农民提出包种知青的自留地,知青要吃菜可以向他们要。这种经过聪敏人精确成本核算的办法确实比较可行。农民们看到知青地里长草很心疼,这是庄稼人的良心。知青们也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理自留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农民帮着知青种自留地要花费时间、劳力,但是种这个地不用缴租金。租种自留地的农民要向知青提供蔬菜,其实,一则一个知青能吃得了多少呢?再则一些知青经常回杭州,而像我这样在公社电影队里当差的又能回家吃几顿饭呢?所以,这是一个绝对双赢的谋略。从此以后大队里的农民都戏称我们知青当起了小“地主”,大队党支部钱书记想想是有点不大对头,但是,只要公社不追究,也只能一笑了之。至此而始,知青的自留地不姓“知”,直到我们抽调回杭州,知青的自留地才重新被生产大队收归公有另行调整分配。
      自留地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四十几年之前,但它却向我们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基本法则——由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
                                                                        一根毛20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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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3-11 12:41: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札记(七)——上溪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上溪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凭着秦水泉书记的那种新型理想思维的导向,我们上溪公社下放的知青注定会承担起某种创新型的实验,而不论我们是否具有此种天赋。
      秦水泉同志,临安青山人。听说是土改干部,不知怎的会到上溪深山里来当一个党委副书记。此公经常披着一件大衣,双手不穿在大衣袖里,却经常叉在腰间,一副部队政委的气派。他就是向我们招招手,让我们去上溪的引路人。
      昔日的上溪公社虽然贫穷,却一派青山秀水,田园风光。而绝非鸡血石开采后的今日之嘈杂、肮脏。玉山村旁的钱家自然村有一家供销社,是上溪公社仅有的两家供销社之一。文化匮乏的地区,连生活文化也同样匮乏。当地竟然有妇女不知道供销社里卖的胸罩为何物,可见文化匮乏的程度。知青到来一段时间后供销社里的酱油有村民去打了开始行销了;胸罩也有少妇少女们去青睐了;“的确凉”也有人去扯上几尺做衬衣了,秦水泉书记的确通过知青给上溪带来了一股前所没有的清新的空气。但是,秦书记的传播新文化的“野心”却远远未到此为止。
      割草沤肥劳动的季节接近尾声,知青们又该接受劳动新品种的挑战了。正当大家被农活折腾得十分不爽的日子里,一日忽闻公社召开全体知青会议。于是大家蜂拥而至公社所在地中梅,各位见面后互相寒暄犹如上朝。大家说的最多的还是干农活和一些生活上的不便的感受,脸上都或多或少地挂着点苦相。
      会议当然是秦书记亲自主持,除肯定了我们接受再教育初期的不俗表现外,进一步着重阐明了知识青年就是有知识的、懂文化的。大家按照会议要求做了阶段小结后,秦书记宣布了一个在当时肯定是震惊上溪乃至临安县城的决定。把上溪公社全体知识青年每天集中到公社所在地中梅出工,组建上溪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对于我们极大部分知青来说无异于是一个福音,但是对于那些五音不全的同类和性格内向的同类也无异于是一个折磨,但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地土民则是一个不解的疑惑。在自愿的原则基础之上除极个别的知青外,极大多数的知青都忘情地投入到此中去了,我因为会哼哼还被秦书记冠上了宣传队长的头衔。
      在秦书记的指示下上溪中学里的两位非本地籍的老师也一起来帮我们组织、排练节目,这两位老师一位是杭州某外语学校德语系毕业的施老师,一位是杭大物理系毕业的周老师。这两位老兄也因为运气不佳被分配到上溪来当了老师,与我们所不同的是这两位“高级知识青年”是拿朝廷俸禄的。
      上溪文化生活的匮乏促使秦书记动了这一念头,对于一位对共和国的未来有着执着热情的朝气蓬勃的基层干部这本无可厚非。当时的上溪公社,只拥有8.75小电影机的电影队刚刚起步。有几个村庄正在跟风排样板戏,其中平溪大队排了《智取威虎山》,源头大队排了《红灯记》。虽然谈不上水平,但是在当地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观赏性。基于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秦书记的主观想法肯定认为,知青演出的节目必定与农民演出的不同,水平要更高一些。当然这只是书记的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他那里知道我等只是顶着“知识”弱冠的百无一用的小学生。
      在秦书记的关心下,经过两位老师的点拨,十几天后壹台有点模样的新颖文艺演出节目终于在1971年的“五四”青年节上演了。演出地点是在公社所在地中梅大队的会场里,也就是近年重建的梅氏祠堂——香火堂(嘉善堂)的那个房子里。记得比较熟络的节目有舞蹈《大刀进行曲》;女声二重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七律·答友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片段;还有施老师的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出令当地人耳目一新,起到了烹调中比较高级的调辅料的作用,秦书记也感到很开心。
      然而,当我们挥舞着用木头片子做的大刀,每日不事农事,却还能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时,另一种声音渐渐地大了起来。一顶不算小的帽子向我们以及秦书记、两位老师飞了过来。有人向公社党委提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应该在田间地头第一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样唱唱跳跳违背了上山下乡的初衷,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为。甚至有人更是把矛头指向了施老师和周老师,说他们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好改造自己,还想带坏我们这帮小知青。黑云终于压了过来,我们迎接了人生中第一场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政治暴风。
      在公社党委主要领导的主持下召集了我们二十个小知青和施老师、周老师这两个大知青开了一个专题会议。会上秦书记作了类似于检查的说明,两位老师也做了检查。我们主要的几位也似是而非地说了几句,权当检查。最后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发话定调,插秧季节快到了,请大家全力投入到农忙生产当中去。于是,上溪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宣而终。
       二十几天的短命宣传队在成立时,估计也没什么人提反对意见的。当知青们唱唱跳跳时却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时,矛盾就开始上升显示了不对称性。在农民的脑子里劳动的概念始终是围着土地展开的,劳动的结果也就是拿地里长的东西按劳分配。当你偏离了这一基线后,必定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特别是在这种封闭、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经验主义告诉我们,这样的实验准定不会成功。秦书记的创新性实验虽然小痒而终,但是毕竟在我等之中激起了涟漪。
      深山里是关不住这样的干部的,一段时间后秦书记被上级调往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萧山红垦当了一名团职的政工干部,然后退休居在萧山。去年我们一些知青准备去萧山去探望他时,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消息,此公已在不久前长辞于世。人生的历史竟是如此地短暂,许多答案都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然而“上溪公社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朵小小的火花却始终闪现在我等的心里,时隐时现。
                                                                              一根毛
                                                                                            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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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清心静语 发表于 2014-3-11 12:43:41 | 显示全部楼层
生 产 队 里 开 大 会
   插队那会儿,很盼望大队里开大会,因为可以不劳作挣快活工分,散落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们又可以聚一聚、灵灵信息。
  大队所在地是个老寺庙,东面一半成了大队部用房;正大殿与西侧的偏殿是小学,南面朝北又新建了一溜六间平房,正好三间教室;东南角是个小池塘,池塘与新房子间一条几米宽的路是入口。中间的场地既是学校操场又兼做大会开会的场所,操场是泥地,没有什么运动器材,学生们平时也就是做个广播操,体育课绕着场地跑跑步,跳绳、拍皮球等小活动。
   会议一般是下午开,上午治保主任带领各队的分子们负责布置会场,挂条横幅,清扫场地,挂上大喇叭,主席台摆张桌子就完成了。偶尔会借些学校的课桌、卸些门板搭个台子,一般是批斗大会时才会用到。
   下午十二点后,三三两两的人群从各个方向赶过来,姑娘、嫂子、老大妈们人人手提一把竹椅,怀里揣着一张萧山花边;怀抱着孩子的则由老公帮着拿椅子;大多男人都是懒汉,空手而来。主席台朝南,竹椅子一般都放在场地中间,女人一坐下即开始另一种劳作——挑花边;男人或站或蹲位居两边,点上香烟喷云吐雾,侃起了大山,说起了笑话;东南角落临池塘处按惯例是四类分子集合的地方。开会是咱们知青难得聚会的好日子,一见面唧唧喳喳总有说不完的话,串进学校办公室借张椅子,选定办公室窗户外角落两个屁股挤一张椅子坐下,今天的任务早扔到一边。好多女知青都是当地镇上的,本来就会挑花边这项手艺,慢慢的以后开会知青也带上花边——挣双工资。
   人越聚越多,一点左右会议开始,喇叭一响会场稍微安静了点,常规由大队长主持,大队李书记讲话、传达文件,念个两报一刊社论。喇叭不小但声音嘈杂,边上时不时传来女人们对话声:“大姐,我那张《猫尾巴花》回不出”。大阿妹:“诺张燕子花有有挑好”?女人们的眼睛始终盯着花边,针线在右手翻飞,会场上一片沙沙声,台上换人讲话了,戴着老花镜的大妈才把眼睛往斜里瞄一下。时间一长有怀中的婴儿不耐烦而大声哭吵,妈妈丝毫不顾忌边上围着人,大厅广众之下喂奶了。难得有时候批斗会,台上批斗几个分子,大家会停下手里的活关心一会。站在东边的男人靠着墙,有抽着烟,有双手交叉胸前的,或许心里想着的是家事。会议快结束时,大队长布置当前生产任务,或是植保员技术指导,络麻、棉花打什么农药时,男人们才会竖起耳朵聚精会神。
   一两个小时后会议散场,男人抽掉了半包烟,女人挑好了一朵花,社员们提着椅子、拿着花边、抱着孩子回家了,半天工分挣的很轻松。
     想来那时的治安还真不赖,家家都空无一人,也没听说谁家遭小偷的。
                                                                               清心静语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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