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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人生》杭州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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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4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6 21:27 编辑

                              ——杭州知青往事_副本_副本.jpg
      “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名词,它可能凝固或记录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代人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不能忘记,或是因为理想,或是迫于无奈,或是追随大流,或是出于逃避现实,总之,一个特定的年代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故事。它注定要不停地被人们回忆、总结、思索、记录。本书所写的文字源出于此。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代,周遭有很多的支边青年,他们的喜怒哀乐往往成为我们上学路上的谈资。记得比邻而居的大哥因为要好的同学都已被安排赴大兴安岭插队,他在多次向母亲要求随同学一起赴边疆无果后,义无返顾地偷了家中的户口本,如愿报名,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时的他是多么地风华正茂,多么地风流倜傥,是很多女孩心仪的男生。听说,源于他,很多女生也随车北上了。
      他们在边疆的生活一定是本地亲友牵挂的内容。每当他们回杭探亲的时候,我们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也有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本身充满了艰辛和坎坷,比如,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劳动,如何在陌生的环境生存,如何让青春的情愫在革命意识中飞扬,如何在不名一文地情况下以狡黠的智慧攀火车回到故乡。然而,因为换了场景,内容似乎已不那么辛酸,反而充满了人生的阅历和骄傲。那时,懵懂的我辈也知道上山下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我们心目中还是蛮“牛”的。
      那一代人,在戏剧性的社会变化中,他们的生命历程注定是波澜起伏、令人感叹的。虽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大多数人承载了太多共和国发展中的不幸。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群体。
      上山下乡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一群受特殊教育的青年人所经历的一段特殊人生,用现在的眼光和观念还很难去评判,只有忠实地记录,留待后来的人们去沉思。事实上,忠实地记录这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所记录的也只是一些片段和个案,虽微不足道,但希望“微”能“道”之。
                                                                             杭州图书馆馆长 褚树青
                                                                         20131126日晚于浙江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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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43: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8 08:13 编辑

杭州知青回望
周祖德
      所谓“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在特定时期产生的历史名词,最初是指在1963-1964年期间,从北京、天津到山西贫困农村落户的一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后,“知识青年”这一称呼就定型了,即指从19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自愿或被迫从城市到农村做农民,或从农村到城市后再返回农村去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知青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整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1950年至1962年,从最早的一批“知青”典型出现,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到1962年,在“大跃进”运动失败的背景下,中央要求精减城市人口,城市安排不了那么多应届毕业生就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是1963年至1966年“文革”前,这个阶段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大部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都被下放到农村,知青运动兴起。三是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5年,这个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情况和困难,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广大农村。四是1975年以后,知青运动接近尾声,知识青年大举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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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4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6 15:46 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积重难返的问题,解决城市平民就业就成为首要任务。解放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无力顾及教育事业发展,一大批青少年面临失学的威胁,于是号召来自农村的青少年学生返乡务农。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和“反右倾”等运动后,对一些社会背景复杂、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并有计划地将他们移居到农村,其中必然涉及到他们的子女。到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减城镇人口和职工高达4400万之多。此时,全国各地陆续有知识青年走向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锻炼,并被树为典型宣传。
      1954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一文,1951年回到山东掖县后吕村务农的徐建春成为中国知青典型第一人。吕根泽,延边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朝鲜族人,他积极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水稻每垧增产2000斤。为此,1953年12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团中央给吕根泽的信和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
      1954年—1955年,广阔天地乡(原大李庄乡)组织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开启了全国知青下乡的先河。对此经验,毛泽东同志亲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县城西南1.5公里的广阔天地乡,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发源地”。此时,广州、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向省内农村安置移民29万多人。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了解到苏联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汇报:“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首肯。1955年8月9日,由扬华、李秉衡等五名共产党员发起带领67名北京郊区青年组成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用马拉大车、肩挑背扛的方式,开垦出一片片耕地,并建起一个集体农庄:北京庄。在他们之后,10万转业官兵、54万知识青年陆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荒,拉开了中国垦荒史上的壮丽一幕。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他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萝卜干,每天只有三分钱的菜金,日后在此建成共青城。随后,以胡耀邦为首的共青团中央,于1956年在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从山东、河南、北京、天津和上海向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移民43万多人。
      在此期间,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接着,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5月放弃读北京大学,选择回乡务农的董加耕,1962年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安家落户的侯隽等,被当年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加宣传,成为知青的榜样。1960年10月17日,在《延边日报》上还刊登了吕根泽和邢燕子互下战表,开展劳动竞赛的讯息。
      1955 年下半年,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在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去开发山区和海涂。杭州则将部分城市闲散劳动力(含知识青年),安置到金华、嘉兴专区的30多个县,其中金华专区磐安县安置了185人,嘉兴专区安置398 户 1460 人到各县农业社务农。这些人下放后,因生活困苦和受到歧视,随即纷纷逃离农村。
      杭州一中57届高中毕业生陈寅原本要去报考新闻系,想当一名红色记者。此时,党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农民还是当记者?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让他回忆起1952年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王福才献红领巾时,王福才说的一句话:“希望你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于是,1957年9月初的一天,杭州一中响起一阵紧急集合的铃声,大家迅速到田径场集合,由金亮校长亲自主持欢送陈寅下乡的仪式,并号召有志气的同学向陈寅学习,到农村去接受锻炼。9月10日,陈寅和另八名初中毕业生作为浙江省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杭州郊区石桥乡先锋农业社安家落户。
       1958年初,杭州各区和街道除继续动员返杭的下乡人员回到农村去以外,受到“反右”的影响,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同行。同时,派出所对好吃懒做,犯有刑事或者民事纠纷的返杭人员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这样双管齐下,这些返杭人员中的大部份人,又被迫返回农村。
      1958年3月初,杭州下城区组织了五、六辆客车运送闲散人员(含个别高中毕业生)去三门县岙口乡、小雄乡等地种植棉花、水稻。由于农村把下乡人员似同地主、富农对待,让不少人只待了两月,就丢弃行李,趁夜走到临海乘车回杭。
1958年8月30日,杭州一中召开高中毕业生“动员”大会,校领导请毕业班里的工农子女上台,“奉劝”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到农村去“脱胎换骨”,这让近百名成绩优良而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带着自卑心理到笕桥公社丁桥管理区(乡)去“脱胎换骨”。
      大观山古树参天,竹茂林密,狼豸出没,生态良好。在日军侵华时期成了一座坟茔遍野的冷落荒山。1955年9月,杭县168位失业工人到大观山开荒,成立了高级农业社。1958年1月18日,省粮食厅接收后成立“浙江省粮食厅饲养试验场”。同年2月,试验场接受杭州十二中、杭州四中等四校的2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1959年4月1日,省粮食厅、商业厅、农业厅和浙江农学院“三厅一院”在这里联合办场,场部设在东莲寺,定名为“浙江省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1959年9月,试验场接收了18所学校的231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
          1960年9月,杭州下城区人民公社农场宣告成立,人员来自下城区各街道及所属工厂,共3600余人。1961年12月—1962年2月,杭州各区街道、学校动员社会待业青年(含少数学校流生)到农场守土建业。1963年1月,杭州江干、下城两农场合并,改名“杭州平山农场”
       1960年9月,杭州财贸系统961名支农人员(含少数学校流生)协力创建“杭州市丁桥农业企业公司”,当年农场有耕地6436亩。1961年5月12日,改名“杭州市大溪河农场”(全民性质)。1964年3月10日,改称“杭州牛奶公司大溪河分场”。1965年1月1日,定名为“杭州市南湖农场”,1966年,改称“余杭县南湖农场。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已经调到团市委机关当干部的陈寅,为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再一次重返农村,到余杭县双桥公社五星大队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63年调到知青相对集中的萧山钱江农场任场长、团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带领知青筑江堤、挡咸水,种棉花、植花生,艰苦奋斗。
     1962年6月,全国精减职工人数要求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200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就这样,从1955年开始,杭州市前后有六批闲散人员共五万余人奔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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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47: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6 15:48 编辑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下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相关部门在周恩来总理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指引下,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顺利,在1962年至1966年五年内,全国共有129万知青下乡。
      1963年杭州市第五届人代会工作报告指出:应当继续动员城市需要就业的知识青年和其他社会劳动力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964年5月,杭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动员安置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13000余城市知青和闲散社会青年到嘉善、桐乡、衢县、宁海,以及杭州七县农村和部分国营农、林场插队、插场,参加农业生产。1965年10月后,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分别提高到230元和160元,到山区或海涂新建队的人均400元,规定口粮由国家给予差额补贴,人均补助建房木材0.3立方米。入冬以后,国家又发放了大量的布票、针织品和棉花,基本上解决了下乡知青的棉衣、棉被等需求。
    1963年9月3日下午,许多知青集中在杭女中(现十四中)大操场里,乘车奔赴东海前哨——温岭县东浦农场。1964年8月31日清晨6点,在南星桥客运码头上,400多名来自浙大附中、杭大附中等校的知青在此集合,乘上去桐庐的4只桅船。这批知青被分配到桐庐县泽州公社的十多个大队,开始长达八年的农耕生活。1964年9月2日后,又有杭州九中、求是初中等千余名知青赴桐庐泽洲、九岭公社插队落户。1965年9月10日,300多杭州知青从南星桥码头乘船,奔赴桐庐县凤山公社等农村插队。1965年9月10日,杭八中24名同学赴桐庐县凤川公社梅山大队插队落户。
      1964年8月31日,杭州一中、十四中、求是初中等校150多位知青赴临安县天目山区的绍鲁公社,分配到上尤、田干、敖干等10个村,印尼归国华侨钟玉昌带着一把外国锄头在插队大军之列,到上尤村落户。1965年4月26日,人们在杭州人民大会堂集合,欢送知青赴临安。1965年8月,30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告别父母,前住临安东天目公社插队当“农民”。1965年9月,杭州孩儿巷中学等近百名初、高中毕业生到临安县潜阳镇凌口公社插队落户。
      1964年,一批杭州知青到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双桥(原属余杭县三墩区双桥公社)插队。1964年9月17日,求是初中和其他学校上百名知青赴余杭崇贤公社插队。1964年10月13日和1965年9月22日,分别有知青赴余杭长命公社、蒋村公社插队落户。
      1965年4月26日,杭州市各界群众欢送社会知青赴富阳参加农村建设。次日,陈礼节副市长亲自到南星桥码头欢送。1966年7月17日,有50名知青下放到富阳县环山公社中埠、陈家坂、柏树下、浦西四个大队,最大的23岁,最小的17岁,有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赋闲在家的社会青年,其中包括杭州一中毕业的郁达夫之长孙女郁嘉玲。
      1964年10月26日,萧山临浦镇50名知青赴桃源公社插队落户。1964年11月3日,临浦镇有50人前往浦南茅潭大队插队。这批知青中,有几位才十五、六岁。后来,有的知青当了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个别知青在茅潭当农民15年后才告别知青生涯。
      1965年,杭州知青634人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永宁县农村、农场插队落户,他们大多是家庭出身欠佳的学生,这也开启了中国知青远距离插队落户的先河。9月7日,杭州知青奔赴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9月11日抵达银川,受到自治区领导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到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的永宁县农场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1966年8月18日,第二批308名杭州知青赴永宁县。1965年11月24日,杭州知青90余人奔赴新疆支边。此阶段,杭州市共下乡支农达168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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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50: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6 15:52 编辑

    据新华社报道:“文革”中,全国知青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到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徒。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1966年到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大学,又无法去工作,且正值动乱时期,使得党和国家领导意识到:急需寻找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失控。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这篇通讯讲述 一位17岁的城市女红卫兵于1968年3月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山区插队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这就是被称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蔡立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就有267.38万(其中220.44万插队)支农,以知青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1969年2月,天津湾兜中学的郝光杰老师带领30名知青徒步1000多公里,到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落户。许多老三届和新两届学生纷纷报名奔赴遥远的边疆,  1969年9月,聂卫平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达嫩江,再转车到山河农场。!I? J^0T
上海知青金训华在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于1969年8月15日因抢救国家物资牺牲,永远长眠在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1969年12期《红旗》杂志刊出金训华的日记摘抄,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
      从1971年开始,知青的许多问题暴露,知青深有政治危机感。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关于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话,引起知青的反思。
      1972年,被划为右派的李庆霖冒险“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毛泽东阅后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然而,在知青下乡背后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散布小道消息,知青文学《少女之心》则在暗地里迅速扩散。
      1973年6月22日至8月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青下乡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草案》。《报告》在充分肯定知青下乡的基础上,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的六条办法。中央以30号文件的形式将《报告》下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组织,传达给城乡广大群众和知青。
      1974年1月5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知青柴春泽致父亲的一封回信和调查附记,并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加了按语。柴春泽反对父亲对自己的“拔根教育”(指招工选调),要“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此后,柴春泽成为在农村扎根的知青典型。
      毛泽东同志在1974年2月15日给叶剑英回复:“剑英同志:……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个指示出现后,绝大多数官军二代都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青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下乡知青年龄的增长,婚姻家庭问题渐渐浮上水面。知青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上海作家叶辛的《孽债》一书直面了这些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文革”时代,在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下,某些兵团干部以改造知青为己任,大肆捆绑毒打男知青,迫害强奸女知青。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公布了部分触目惊心的数据。拷打批斗的事件多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兵团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黑龙江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的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对强奸女知青的云南兵团的蒋小山、张国良和黑龙江兵团的黄砚田、李耀东均召开公审大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建制为国营农场管理总局。这一年,甘肃、青海、浙江、陕西、西藏、山东及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销。
      以上内容是对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综述,以下内容则是对杭州知青上山下乡的描述。
      1968年12月21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发出,杭州市决定不在“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工,动员他们到边疆或农村。杭州许多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与普通平民子女一样,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知青下乡新高潮。
       杭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33600余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去向包括两个大类、三个大项。两个大类是外省和省内。外省,主要是黑龙江、宁夏和内蒙;省内,主要是杭州地区农村、农场和兵团。三个大项是指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农村插队,其中,单黑龙江而言,密山和辉崔,就隶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垦;鹤立河,隶属于国营农场,属于农垦;虎林,包括抚远、同江、宝清、富锦、依兰、饶河等县,多为农村插队。
     对个别确实有特殊情况安排在城市的人员,需经群众讨论,报市统一分配。半年多时间,全市有41000余名知青下乡,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史无前例。1970年,国家虽然恢复了企业招工政策,但知青下乡仍保持增长势头,当年达34000名。
    1970年11月25日,杭州市革委会曾召开杭州地区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其间总结交流了知青下乡经验。1973年12月22—26日,杭州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表彰先进,参观了《知青下乡先进事迹展览》。
      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下,杭二中“红旗狂”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把志同道合的兄弟学校同学、老师都吸引过来了。1968年9月6日,以张硕年为队长、周艺强为政委、由“67个兄弟姐妹”(包括杭一中老师龙彼德、杭二中老师毛湘笙、张柏桢等6人)组成的红旗六盘山小分队,高擎红队旗,高唱《红旗狂战歌》,从杭州开拔,奔赴宁夏六盘山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什字公社(现什字乡),杭州师生被分到三个大队、十七个小队插队落户。1970年冬,部分杭州知青被招工、提拔为公社干部、参军当兵,少数杭州知青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1968年12月23日,首批杭州知青奔赴黑龙江抚远县海青公社支边。12月30日,又有130人登上北上火车来到这里。1969年3月6日、1970年3月27日分两批到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共1381名。这些知青,当时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初中学生,在当地学着种地、砍柴、打渔、补鱼网、收割小麦……多数知青在那儿一干就是数年,在那片黑土地上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1969年 3月6日,杭一中、杭女中等校1046支边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抚远县县直有关单位和浓江、通江公社,分配到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有146人。
       1969年3月8日,一辆满载着杭五中、杭九中、杭十一中、艮山中学、吴山初中、人民中学、之江工读和萧山中学等校1067名老三届杭州知青的火车,从杭州闸口站出发,驶向祖国边陲黑龙江虎林县。3月14日到达虎林县虎头区的许多杭州知青争先恐后,于第二天就为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伤员们献血。
       1969年3月9日,1018名来自杭一中、杭二中、杭十四中、杭大附中的知青赴黑龙江富锦市插队落户。1969年 4月 8日,杭州数百知青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等处插队落户。1969年 4月11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绥滨县忠仁公社插队落户。1969年4月14日,来自杭十中、十二中、求是初中、钱江中学等中学的1000多位知青奔赴黑龙江汤原县香兰农场。
       1969年 4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铁力兵团独立二团,1969年 4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兵团二师十七团及独立二团,1969年 4月26日,杭六中等校学生赴黑龙江兵团嘉荫独立一团。1969年 5月14日,杭州求是中学等上百名知青赴黑龙江饶河插队。1969年 5月24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沙农场三分场、九分场等地支农,1969年 5月30日杭州知青再到黑龙江嘉荫独立一团,1969年6月18日,杭州知青去黑龙江省集贤县二九一农场(三师二十八团);1969年6月18日,杭州知青有170多的杭州知青到黑龙江饶河兵团3师(后改为6师24团)。杭州求是初中等校则去了宝清兵团,在闸口白塔岭,因驻校工宣队支左时曾迫害过部分教师,从而发生了支边知青拳打杭州供电局驻校工宣队负责人的事件,虽经市教育局革委会调查,最后因缺乏证据,且负责人受伤不重而不了了之。1969年 6月27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农场。
       1969年7月1日,杭州市笕桥中学的13名69届、70届初中生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团。1969年10月17日,杭州又一批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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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55: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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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3月27日,杭州知青1050多人乘坐知青专列赴黑龙江抚远县。3月30日下午,火车到达福利屯,再坐10多个小时汽车,才到达抚远县海清公社别拉洪队。1970年 4月29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又称“三江口”)团山子,太平等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 5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兵团四师三十九团(五九七农场——现在39团已改为虎林市云山农场)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市长王子达到临平车站送行。
      1970年6月9日,来自杭州湖滨、横河、清泰、小塔街道等处的知青四五百人奔赴黑龙江,主要到宝清、七星泡、密山、虎林等地插队。其中杭四中和外语学校几位女知青到虎林县虎头区黄泥河村插队落户。当时村里只有八户人家,47口人,加上知青户7个女生,全队劳力还不到20人。村里有耕地700亩,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全靠人耕、马犁、牛拉车。1970年10月14日,杭州吴山中学、先峰中学、杭二中、杭六中、反修中学、杭钢五七学校六所学校赴大兴安岭新林区的碧洲、塔尔根、大乌苏、塔源、新林、前进林场。1970年10月25日,1962人(含萧山知青99人)赴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塔源林场。
      1970年11月22日早8点,在人民广场,一个盛大的欢送会在这里举行,主席台上“知青上山下乡欢送会”的巨大横幅分外醒目,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门的领导依次就座,拱宸中学、杭三中、长征中学、延安中学、浙麻子弟小学初中班和桐庐的1000多名知青胸戴红花,整装待发。这批杭州知青分配到大兴安岭地区苍山农场、桥梁大队和大兴安岭苍山林场、塔源林场。老知青富永祖回忆:“我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手挥语录本、戴大红花,高唱语录歌,乘上北上火车离开了家乡杭州,当年我才16岁。六天六夜后,列车到达大兴安岭呼中火车站。整个车站中有一间平房,这是呼中区唯一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当天气温是零下30多度。” 1970年12月25日,杭州知青到大兴安岭呼中区林场筑路一处二处,其中,拱墅区加郊区135名知青分到呼中区筑路二处四连。此时,萧山的第三批知青奔赴大兴安岭呼中区呼源林场。
      1971年10月16日,杭一中、人民中学、浙麻中学、杭棉中学、学军中学总共有400名知青赴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原公安部五七干校)。1971年10月17日,483名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杭州知青分在一分场,萧山99名知青在五分场。1971年11月5日,50名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呼中区碧水林场,11月 5日又有杭州知青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苍山林场。1972年6月5日数百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绥芬河、东宁、绥阳、海林等林业局。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于1969年5月7日,隶属北京军区,兵团总部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1971年共接收浙江知青9127人。1971年 9月 7日,杭州知青赴内蒙古兵团印刷厂1971年9月12日,杭州一批71届初中生奔赴内蒙古河套平原,三天三夜后到达目的地——二顺,分到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团四连的“杭州兵”有59人。1971年 9月22日,来自杭州上城区各校69、70两届的628名初中毕业生赴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十三、十六团,屯垦戎边,开始走上社会的人生历练。在这莽茫的内蒙盐碱地,他们体验了人生的艰难困苦,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苦辣,感受了人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1971年 9月27日,杭州69、70两届生知青赴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十三、十六团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万知青转交地方。
      1970年5月7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杭州正式成立(简称“浙江兵团”)。受浙江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双重领导,浙江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直辖第十三、第十七团,以及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兵团部先驻杭州华家池、后驻萧山。1970年9月1日,萧山红垦农场、钱江农场、红旗农场、五七农场、棉麻试验场、乔司农场和新安江开发公司划归浙江兵团管辖。
      1970年8月, 浙江兵团征兵办公室在杭州城站红楼饭店成立。10月1日,杭城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盛大游行,刚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游行庆典。一支穿着军装,不戴领章、不戴帽徽的“军人们”,扛着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牌,缓缓走出红太阳广场(武林广场),途经延安路、解放路、城站,向人们召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两个月后,兵团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战士”队伍。
    浙江兵团一师一团、三团在乔司农场,二团在乔司、头蓬、四团在余杭;二师五团在红垦农场,六团在红山农场、七团在钱江农场、八团在新湾;三师九团在安吉林场,十团在长兴李家巷镇,十一团在嘉兴运河农场,十二团在长兴和平镇;工业一团在余杭闲林埠消防设备厂、钱江水泥厂,工业二团在余杭临平镇的省武林机械厂,工业三团在余杭临平镇的省建新工具厂,兵团编制的十三团在淳安、十七团在温岭。连队及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
      1968年12月,杭州江滨中学三届生首批知青落户平山农场。1969年1至3月,杭八中、红旗中学185人落户平山农场。1970年4月,平山农场易名为浙江兵团一师四团一营。1970年9至12月,杭州两届生知青368人前往落户,同年10月16日,杭四中一批两届初中生赴浙江兵团一师四团一营。
    1969年1月,杭四中、铁中、开元中学等三届知青311人来到南湖农场。1970年5月,改编为浙江兵团一师四团四营、五营,下设11个连队,以安置杭州、温州知青和退伍军人为主。1970年9月、10月,安置杭州知青879人,富阳知青63人。1973年12月,从一师一团(原乔司农场)调入兵团战士300人,大多数系杭州知识青年。
    1970年5月15日至11月5日,杭州有十批知青到达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具体日期分别为5月15日、5月26日、6月10日、6月20日、7月2日、7月29日、9月17日、9月28日、10月26日和11月5日。1970年5月16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乔司农场 );6月1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9月23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九团(安吉林场)。
    1970年10月12日,杭州灯塔中学初中毕业生数百人赴本省长兴三矿(浙江兵团三师十二团二营);10月27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二营八连;10月28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另一批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一营(长兴县李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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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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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1月5日,杭八中初中生数百人分赴湖州基山(三师十团一营)、长兴县和平镇(十团二营)和长兴县李家巷(十团团部、直属连等)支农;11月20日,杭五中初中生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12月3日,杭州五七中学(原杭女中)知青赴安吉浙江兵团三师九团二十六连;12月5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12月10日,杭州江城中学知青赴浙北安吉县浙江兵团三师九团五营支农,开始长达七、八年的兵团、农场艰苦岁月;12月18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二师七团(钱江农场)支农;12月26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九团(安吉林场)支农。12月26日,杭州知青赴余杭县下沙棉麻场支农。1971年8月8日、12月5日,杭州两批知青到达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积极投入到浙江兵团的生产建设、武装训练之中。他们参加抢险队,修治水利工程;参加海塘建设,在围垦中不怕艰辛,磨练自己;一位当年的知青撰文回顾了当时的场景:“天寒地冻的,兵团主要是负责大坝的加固(灌浆)工作,即在大坝上深挖一条沟,用水注入再用泥填进去,然后用人在上面踩,直到踏出水来成为泥浆。一边挖、一边浇、一边填、一边踩,搞了个浑身稀湿,冻入心扉。另外有的人帮着农民朝大坝外抛大片(石头),而我们则在大坝内侧挖土装入草袋背上大坝,填入被江水卷走泥土的大坝缺口,惊心动魄紧张不已,又饿又累疲惫不堪。”他们在田间地头耕地,在钻研技术修理电机,她们在棉花田里劳动,笑逐颜开喜迎丰收;他们刻苦学习射击和格斗技术,站岗放哨准备保卫祖国。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还以个人特长投入到浙江兵团的文娱体育活动,参加文宣队,为兵团战士和农村群众进行演出;要求进步,积极到革命圣地南湖参加党团活动、聆听重要新闻的广播。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是有心人,把在浙江兵团工作证、通行证、慰问信、发票、嘉奖证件、移交清单、生活物品等保留至今,留作纪念。
      1973年3月,浙江日报86岁记者徐永辉记者去东浦农场采访杭州知青,她就是浙江兵团直属十七团薛幸中及其家庭。这是记者跟踪采访“共和国十户家庭五十年”的行动计划中的一位知青家庭。老徐和省建设兵团十七团领导交谈时,领导说薛幸中工作出色,群众关系很好,组织上正在考验她……
      1973年9月,十名地方干部联名上诉中央成功,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李先念副主席批示:“这是一个烂掉的单位,速派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于是浙江省革委会铁瑛主任为组长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了三师十一团维护知青的权益。中央联合调查组初步查明:在1970至1973年两年多时间里,十一团被非法关押知青达56人,被害女知青达127人,从而惩治了犯罪、犯错误军干有42人。原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三营十四连周梅芳说:“兵团武装连曾经关押着场员,宋新德、王相来受尽迫害和凌辱。这些往事今天想起来,仍是那样的不寒而栗!”但兵团知青祝晓乐却说:极少数违法、堕落、“烂掉了”的军队干部决不代表十一团军队干部的主流。不管历史将如何评说,十一团知青群体,可能比兄弟师团战友多受一份青春之累、心灵之苦、精神创伤和政冶(派性)折腾,是不争的事实!
      1973年12月4日《杭州日报》发表据詹国遥提供的《青春闪光》一文,以五个小标题表彰了奋战在工业战线上的浙江兵团工业一团战士:《五下油池》抢救刀架,完成特殊任务的袁海苟、朱佐国;《一丝不苟》的仓库会计严惠兰;《勤俭节约》积极技术革新的高济凯;《敢于实践》的操作能手于小英、陆海瑞。上媒体,上报纸,曾激励过许多兵团战士。
      1974年8月18日深夜,十三号强台风夹着狂风暴雨肆虐着钱江大地,突然一阵紧急哨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只听浙江兵团二师七团九连连长大声喊着:紧急集合,大家赶紧到仓库去抢运稻谷。在连长的指挥下,经过近三、四个小时的抢搬,终于将仓库里十几万斤稻谷全部搬到了安全地带,此时天已渐渐亮起来了,门外的潮水也暂时退了下去。同样,这也让人深思:声势浩大的围垦海塗、江塗,这是严重违反科学规律的“壮举”。连续的大雨带来钱江潮咆哮,这是大自然的报复。浙江兵团二师六团驻地和萧山县党湾地区,溃堤、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数千兵团战士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兵团部党委下令,大部分知青回家待命,当年被知青称为“逃难”。
       1974年8月,工业一团发生两派武斗,致伤几人,全团停产几个月。有一军队干部在武斗中扔了一束雷管,把自己炸成重伤;还有一个被以前打架斗殴时结下的仇家挑断脚筋、砸碎骨头,真是毛骨悚然。这次武斗导致全团停工停产。
浙江兵团步履艰难,人心涣散。1975年6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撤销浙江兵团的指示。1975年9月2日,中共浙江省委下发省交接领导小组制订的《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地方的交接工作方案》,至此,浙江兵团的历史宣告结束。
    1966年,地方国营乔司农场原系劳改单位。“文革”开始之际,劳改人员迁往浙西山区,留下第五、六、七、八四个大队2万亩左右棉田。省市领导决定把知青安排到乔司农场,为此专门成立“杭州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1966年8月,一批杭州知青入乔司农场,组建青建一、二两个分场。1966年11月25日,近1500名知青进入青建三、四两个分场。1967年春,每个连队进驻两名省军区的解放军,担任领导工作。1967年8月-9月,因二十军进驻杭州,乔司农场原省军区派驻的军队干部换成二十军的军队干部。1968年,杭州市革委会派出大批干部到青建农场,陈寅在列,筹建杭州市“五七”农场。1969年6月1日,农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青建农场”正式更名为“杭州五七农场”。1969年12月19日,农场迎来第一批“老三届”知青。1970年4月,农场开始组建浙江兵团一师。兵团接管了原农场行政和生产指挥的全部权力,每个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两名现役军人,营部也配备营长和教导员两名现役军人。团部机关全部由现役军人组成,连部和营部其他人员基本上由地方干部、复员退伍军人或知青担任。连队管理按部队的《内务条例》执行。1970年 5月16日和6月 1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1970年年底,兵团新来一批两届生。1971年11月17日,萧山知青赴浙江兵团二师七团。1973年,兵团将一部分土地还给乔司农场,恢复劳改农场建制。1975年下半年,兵团现役军人干部陆续撤离农场。“浙江省五七农垦场”开始筹建(纳入省农垦局系统管理)。
      1968年10月20日,杭州知青赴建德县邓家公社插队。1968年12月29日,杭州知青赴临安县昌化镇新溪公社插队。1969年1月15日,杭州知青赴西湖区袁浦公社小江大队插队。1969年1月,杭女中数十名女生来到杭州郊县临安的藻溪公社插队。1969年1月8日,杭州知青赴淳安县夏峰公社红光大队插队。1969年1月12日,杭州知青赴桐庐县至南公社插队。1969年1月13日,杭一中首批357名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赴桐庐县插队落户,学生们被分到岭源、合村、怡合三个公社。1969年1月30日,杭州吴山初中90余名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奔赴建德县大同区上马、劳村、溪口等四个公社插队。1969年2月1日,杭十一中知青前往富阳县东园公社和环山公社插队落户。1969年2月5日,杭州知青赴萧山县宁围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2月20日,杭州知青赴富阳大源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3月18日,360多名知青赴武义县插队,杭州市中学生文宣队和杭二中篮球队先期到达。1970年4月6日,杭州知青赴缙云县壶镇左库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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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5: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4-3-16 16:01 编辑

    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感觉到知青上山下乡有问题了。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知青问题被暂时搁置。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28日,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知青代表。1977年1月1日,出席会议的208名知青代表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致敬信,表示“一定要坚持走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1977年高考恢复,有不少在农村的知青刻苦复习功课,通过高考被大学录取。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
    1978年11月12日21点45分,云南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知青瞿林仙在生育过程中意外死亡。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成为引发知青大返城导火索,云南知青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在《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
      1978年1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已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有些农场的知青就拿着这份报纸找干部们辩论,写联名信活动如火如荼。下乡知青的返城大潮波及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重庆、南昌等大中城市。上海市一些下乡青年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了知青、家长的心里话”。这篇文章的作者、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徐祝庆那时才35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在评论部工作。这是报社主动写的,不是上边要求的,应该是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
      如果说,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号角的话,那么《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对知青下乡作出一个公正的评论,赢得了广大知青的拥护。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1979223日的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他说:“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没有完的时候,团报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有某些缺点,心是好的,但没有好好鼓舞大家一下。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作了很大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有些地方的知青就拿着这篇文章质问知青办,说《中国青年报》关心我们,你们不关心,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加了困难,我看,心是好的,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这当然是个缺点,要引以为戒。”
    欠账总是要还的,谁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公正判决!到了1978年的时候,胡耀邦同志说得好: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例如《南京知青之歌》一案,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系南京八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青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就这样把任毅推入了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定性其为“反动歌曲”。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所幸的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念其年轻,经历单纯,就转而批复:判处任毅十年徒刑。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可算大幸了。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到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至此,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1980年5月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1976年到1979年仍然有27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有近两万人,其中一半多是非正常死亡。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案件两万多件,其中处理数一万五千多件。入党人数为32.6万人,入团人数为72.5万人。提干者1976年为32.6万人,占4%;1977年为24.7万人,占近3%;1978年为14.3万人,占2.2%;1979年为3.8万人,占1.5%。离开农村者,招生离开的有126万人,占8.5%;征兵离开的86万人,占5.8%;招工离开的912万人,约占61%;提干的有近6万人,占0.4%;转制的有6.5万人,占 0.5%;其他的有353万人,约占23.7%。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共1776万余人;至1979年12月20日,陆续脱离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1490万余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针政策。1978年12月,杭州市对凡只有两个子女的,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动员下乡对象;因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照顾留城。同时,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提高到人均580元。即使这样,还是有杭州知青在1977年 4月9日赴临安石瑞公社蒲村大队,9月15日赴浙江建德县麻车公社,1978年 4月10日赴临安东天目公社农林场。
    1978年12月开始,以浙江兵团一师战友为代表的知青请愿队伍向浙江省革委会要求返城,持续十个月依然未果,终于爆发了1979年9月8日至10月10日历时33天的请愿,知青们上访、绝食要求返城的行动,最后取得了成功,为浙江兵团历史乃至整个知青运动画下了一个永远的句号。正如天津知青文学作家杜鸿林所说:当时全国各地的知青上访请愿发生了许多起,知青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主要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进入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人才流动的大潮到来了,知青运动走向寿终正寝是一个必然。
      1979年1月,杭州市贯彻“调整政策、缩小范围、广开门路、妥善解决”的方针,明确今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不再搞知青下乡了。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知青就业安置进度。随后,杭州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对下乡的城镇知青采取就地或回城镇安排工作;对支边插队的知青给予“病退”、“困退”、“特殊照顾”等方式处理。其中对1972年前下乡的老知青优先安排就业。同时,又对跨省、跨地区插队的未婚知青,采取“困退”方式回杭,对一户有三个子女支农支边的,在招工中以“三招一”办法安排回杭。1980年,抓紧做好农婚知青的安置工作,使其有固定的收入,并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吃商品粮。大批知青按政策回城安置就业,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
    1955年至1960年,杭州市共安排知青5万余人。1961年至1963年,安置到本省各县的下乡、回乡人员5万余人。1964年至1966年下乡回乡的城镇知青2万余人,插队农村的有8700余人,安置在国营农、林、渔、牧场的有9000余人。从1964年至1978年,杭州地区共有超过13万名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去向方面,到杭州七县农村插队的近7万人,到本省其它地区或回原籍插队的有1.1万人,到本省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的3万多人,到宁夏和黑龙江省支边插队的有8300余人,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有近1.7万人。
                                 (经中央党史办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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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1: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人的史诗
岁月如歌——我的知青生活
殷辛龙
报  名
我六岁上学,八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毛主席的红小兵。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怎么革命就怎么革命。但做梦也没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到了1968年底,伟大领袖大手一挥,我们这些人转眼间改变了命运。
学----------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下乡运动的序幕。紧跟着报刊、学校、街道居民区纷纷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舆论铺天盖地。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又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
当时的我还不到十七岁,是一个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多初中的女孩,面对着头上的政治压力、身后大潮涌动、耳边工宣队的鼓动(说我们是到黑龙江中苏边境去当亦兵亦农的武装基干民兵)和自身脆弱的心灵,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复杂心理下报了名去黑龙江农村。报完名后我就回家与我母亲说明我的志向,并极力拉拢我哥让他把关系转到我校,与我一块去黑龙江虎林县。当时每个学校去的地方是不同的,兄妹在一起总要好些。经过我母亲的反复权衡,让我哥去浙江境内的建设兵团。在那个年代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的人,即使有一些坚决不去的人,他们后来的日子也是够煎熬的,不是被居民区叫去办学习班,就是父母在单位或居民区挨批挨整。留在城市里只能天天夹着尾巴做人,居民区里只要有个大事小情就会去找他们。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觉得要走就走的远些,好像这样更革命、更听毛主席的话,不仅如此,我还帮工宣队领路到同学家去做动员工作,甚至于把我最要好的同学都劝到了去黑龙江的行列。以至于她的母亲在多少年后,每见到我母亲就说:“是你的女儿把我的女儿劝到黑龙江去的”。报完名后,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就开始迁户口,领服装被褥。记得当时发了一套颜色不正、做工也不地道的黄军棉衣和一条同样颜色的棉被。多么光荣啊,发的是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基干民兵嘛,而且还是武装的就心满意足了。能获得上级批准,我感到很庆幸,有的同学因为政审不合格还不让去呢!
多么天真的一代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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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2:36 | 显示全部楼层
离  别
家里抓紧时间给我们准备远征的东西,一时间母亲既要送走女儿到边疆,又要送走儿子到农村,那心情会是怎样呢?我的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是个单亲家庭,我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痛苦,如果不是处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那时的黑龙江是个什么地方,是个自古以来犯人流放的地方。可当时我完全着了魔,执意要去,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所当然嘛。
通知下来了要我们一月份走。后来电台里传来黑龙江珍宝岛在打仗的消息。珍宝岛离我们要去的虎林县很近,它就属虎林县管辖。上面下来通知说等战争形势稳一稳再走。这样我们又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在等待出发的这些日子里,我也想象着黑龙江的情况,冷啊、苦啊、远啊、干什么活啊、扛枪是什么滋味啊等等。终于通知下来了,可以走了。我们是杭州市第一批到东北的下乡知青,约有四千多人,分三天走,我们到虎林县的是第一天走。
3月8号出发那天,我们在杭四中门口集合,敲锣打鼓一派壮士出征的气概。当时有的家长问在哪个火车站上车,工宣队说保密,怕送行的人太多不好维持秩序,汽车把我们一行人拉到了那个临时上车点好像是在南星桥的什么地方——一个连个站台都没有的铁路边。我们看到已有一辆列车停在那里,有许多解放军手拉着手挡在车厢的警戒线前,车上已有很多别的学校的知青。铁轨两边站满了人,有送行的、有告别的、有维持秩序的。我跟着别人上了车,列车两边的窗口上全都重重叠叠趴满了往外张望的人,双眼扫视站台上杂乱的人群,寻找着来给自己送行的亲人。我因为个头小根本没有可能挤到窗子边上,只是默默地淌着眼泪,忽然有同学看到了我的家人,家人在车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同学们赶紧把我叫到窗户边,让开一条缝隙让我挤进去,我看到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姨妈姨父、表妹表弟,好像在杭州的所有亲戚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打听到我们上车的地方的,又是怎样赶过来的。我大声地哭喊着,亲人们也都在流泪,不时地送过来几句关照的话。整个车上车下哭声连成一片,此时连老天爷也被感动的下起了绵绵细雨,车下的人都全然不顾被雨飘湿了头发衣服,他们和车上的人都共同地在经历着一场灾难,这点雨算什么。生离死别的感觉在那一刻体会得淋漓尽致。突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轰隆一下徐徐地开动了,这一刹那,大家这才意识到了要与亲人分别,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了,又好像突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大声地哭喊了起来,有几个胆大的欲跳窗逃下去,可是又怎么可能呢?车下送行的人们全都追随着列车往前走着跑着,好像这样能使列车开得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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