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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诸勇

《迁徙的人生》杭州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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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2:5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途中
列车飞快地开着,哭泣声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一直到了南京才慢慢地止住。列车整整地开了一星期。八千里路啊!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而我们才十七八岁呀!
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火车已进入牡丹江地区了,吃晚饭的时间,火车在牡丹江的某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知青们都下车去领盖浇饭吃,我们吃完了饭,等了很久火车还不开,大家觉得奇怪,有几个年纪较大些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上来说:下面正在闹事,好像是某个护送的工宣队员说漏了嘴,说我们一行人到黑龙江虎林县不是去当什么武装基干民兵,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人感觉是受骗了,不愿去了,于是就和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领导发生了争执,据说还打伤了人。火车上的人都下来了,火车没法开了,怎么办呢?三月份的黑龙江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天色已黑下来,冻坏了人怎么办,一群南方来的伢儿,从没经过这么冷的天。这时又是解放军起了作用,开来了一辆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这批人一车车拉到一个什么党校。里面正在办学习班,有的是大通铺睡觉的地方,学习班成员统统让铺位给我们。而我们也正好成了他们的教育对象。拉我们的列车在第二天下午,在停了整整二十二小时后,拉着我们的一车皮行李开到虎林县去了。火车不能再等我们了,因为当时据说列车如果停运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要上报国务院,杭州市革委会担不起这个责任呀。我们这帮人在学习班成员的教育帮助开导疏通下,一批一批陆陆续续都到了虎林县。到此,负责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成员和工宣队成员完成了使命,交了差回去了。县革委在县城的一个礼堂开欢迎会,记得一个好像独眼龙的革委会领导把我们狠狠地批了一顿,然后各公社各大队的马车就把我们一车车地拉走了,拉到了白雪皑皑、人烟罕见的北大荒农村。到了此时我们这帮人完全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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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3:42 | 显示全部楼层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校的四十八名知青被分配到新乐公社兴隆大队,我们四男四女八个人被安排在第五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男女均等的,既然是扎根,就得男女均等,多么人性化呀。
我们五队的八个人由队长领着,两人一伙到农户家吃饭,坐在炕上,趴在小炕桌上。农民倒是很热情,也很好奇,从没见过来自这么远的城里人。屋里没有电灯,炕桌上点着煤油灯,桌上没有菜,只有一小碟豆瓣酱和一大盘黄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房东端上来一碗碗玉米碴子粥。大饼子黄得象杭州的蛋糕,我们经过这么多日子的折腾已是又累又饿了,拿起大饼子就吃,因为心里想的是蛋糕,所以就专挑大的拿,可是一吃到嘴里就咽不下去了,粗粗拉拉地好像吃了一嘴泥沙,只好强咽了下去,倒是玉米碴子粥还好喝点。手上的大饼子攥在手中假装拿回去吃,到了没人的地方就扔掉了。因为是第一顿饭,所以印象很深。以后的许多日子,我们都只是喝粥,常常饿得眼发黑。吃完饭,我们回到队上给腾出的一座一共三间屋的房子里,四男四女分各居一间屋,中间一间是烧饭用的。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
我们每天清晨四点来钟就要起床,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跟着队员去地里干活,庄稼地离村庄有十多里路,扛着锄头走十几里路已是一身汗,肚子瘪瘪的,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在地头吃中午饭,休息一会就开始再干,一直干到太阳快落山才回家,回去又是十几里路。黑龙江的地大,地垄长的一望无边,常常一天干不到头。我们因为从没干过农活,费的力气不少却干的又慢又差,别人已经在休息了,在吃饭了,已下班往回走了,我们还在干,因为分到的活是一样多的,必须当天完成。起初是没有人来帮忙的。常常干完了回到家天已漆黑,还得挑水做饭。屋里冷冷的、炕凉凉的、人累累的、肚子空空的、心凄凄的,那个滋味呀!
农民的孩子和我们干的是一样活,可他们有家,有父母的呵护,有热饭热炕头,他们土生土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我们真正是在脱胎换骨,这个苦呀。
国家每年拨给每个知青六百斤玉米,粮食是够吃的,可是没有菜吃。在黑龙江只有到秋季收获时才能吃到菜,种类也就是土豆、芸豆几种,别的时间就是吃自己做的豆酱、酸菜、秋季晒干的芸豆干。起初我们在农民家吃饭还能吃到这些东西,后来我们自己做饭连这些东西都吃不到了,只好在粥里放点粗盐和酱油,有时在粥里放点从杭州寄来的猪油,就很香了。偶然也能吃到从杭州寄来的咸带鱼,那是农民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更奢侈了。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农活,干得不错了,感情上也和农民接近了,日子似乎有了点意思,干活时要好的农民姐妹有时也会过来帮一把,吃饭时她们也会分一点咸菜给我们吃,逢年过节有人会给我们送几个煮好的鸡蛋来,或叫我们到他家吃顿饭。能吃上一顿有菜的饭,真让我终生难忘。这以后礼尚往来,我们就把家人从杭州寄来的东西,如霉干菜、炒米粉、围巾之类的送给他们。慢慢地我们也有了农民朋友。这些朋友至今我们还有来往。
由于我被社员们认为干活肯卖力气、出勤多、不娇气、为人朴实,虽然人小力单但是干活麻利,质量也好,所以评工分时总是要比别的女知青高出零点五分,一年下来我能分到一百几十块钱,要比别的知青多几块。也因此,我曾经有幸被队长赏识派去喂猪、放猪、做豆腐、卖豆腐、夜里看场院,这些活似乎比下大田要轻松些。我学着老农的样子手中拿着树枝做的鞭子,嘴里喊着喽喽的声音赶着猪在地里跑,很像那回事的。做豆腐每天两三点起床,磨豆浆、烧火,做好了豆腐就和老保管拉着爬犁到村庄里去卖,吆吆喝喝地很有一种自豪感。一般是上午做豆腐,下午挑水,我一个人要挑二三十担呢!东北的井很深,有三四十米深,打一桶水很费劲,有时把水桶放到井里,水怎么也进不到桶里。两个盛水的大木桶直径足有一米,高度和我差不多。只有在农忙时节才做豆腐卖,平时谁舍得吃啊,即使有豆腐卖,很多人家也是舍不得买了吃的。
说起看场院,还真是创了个先例。秋收打场的时候,场院里全是粮食,我们的队长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知道如果用农民看场少不了有瓜田李下的疑心,用知青不会往家拿,而且用男知青浪费劳力,不如用女知青合算,于是就让我来看场院。场院一般都是在村庄外边的,从日落打场的人收工,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来人干活,这整个的夜晚就我一个人在场院里,既要警惕有人来偷,又要担心自身的安全,有狼,有坏人呀。记得那天,队长试探地问我敢不敢干?我是个要强的人,又比较单纯,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不知道用女孩看场院在当时完全没有先例。记得有一次夜里下起了滂沱大雨,又是闪电又是打雷,我没处躲藏,只好爬到停在场院里的一辆拖拉机里躲着,真是害怕呀!我为了壮胆,大声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打更时晚上不能睡觉,偷了粮食可不行,再说露天地里怎么睡呀?我想了个办法,在麦秸垛底下挖了个能藏进半截身子的洞,上半身钻进去,下半身用挖出的麦秸盖住,这样既可休息又能御寒,来坏人还不容易发现我。记得有一次队长指导员来查岗都找不到我。总算在我值夜期间没有丢失什么。后来听说别的大队也效仿起我队来,用女知青看场院了。以后想想真是后怕。村子里谁家会让自己家的女孩去干看场院的活呢?那个队长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干的,他应该知道那是有危险的。农忙过去了,我们就干些别的活,修路、挖沟、盖房子。挖沟修路是要用大力气的,我的棉衣常常被汗水弄得里面湿湿的,外面是一层硬硬冰壳,甚至棉胶鞋里都能倒出冰雪来,可能是冷热交替产生的。给公社盖房子,派我去当小工,在脚手架上,运灰浆、搬砖头、打下手,干得蛮起劲。我恐高,但必须克服。
干农活也是很有技巧的,一开始锄地时,锄头在手中一点也不听使唤,明明是要锄草,却不知咋的除掉青苗,队长看到是要骂的,于是赶紧把苗用土培好,当时还看不出来,等到队长检查质量时,苗已蔫了,我们没有少挨尅。于是我就边干边琢磨,终于琢磨出了点道道,既干得好又干得快了,锄地就成了一种乐趣,每干到地头回头看看自己锄的地,土块被锄得松松细细的、垄面平平的、苗直直的,和农民干的没有多大差别了,心里就美美的。割庄稼是要注意把茬子留得短短的,由于我们不会用劲,镰刀又不快,留的茬子很高,回头一看与别的地垄一比真是难看,不用别人说自己就已难受了,于是我们就跟老农学磨镰刀,学割地的技巧,农民们乐意教,我们乐意学,慢慢地活计干得好了,与农民的感情也接近了。我们身上的娇气越来越少,农民们就越来越看得起我们,在队里我曾两次被评为五好社员,也就是在队部墙上的红纸上有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说明我已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干活是要不怕脏的,不扑下身子去干,农民们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播种点粪时要用手抓着粪点,到吃午饭时没有水洗手,农民们用土搓搓手就吃起来,我们也学着用土搓搓手抓着饼子吃。渴了,农民们喝着地垄沟里的积水,我们也学着用手捧地垄沟里的水喝。不过有一次我们找水喝,找到了一个大坑,里面有水,水面上有很多孑孓,我们喝了几口,回去告诉也在找水喝的农民,他们过去一看,没喝,回来说那是一个坟坑,怪不得那水有点怪怪的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不舒服呢!
不是农忙的季节,有时收工也很早,我们也有我们的娱乐生活,收工早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搭伙到十八里路外的县城去看革命样板戏的电影,遇到没活儿的日子,有时也到县城去吃一顿,吃一碗水饺或吃一盘粉条炒肉。在等吃水饺的时间,我们大大咧咧地跑到人家的厨房里要给人家包水饺,一帮南方伢儿怎么会包饺子呢?吓得厨师直撵我们,在我们的缠磨下他们只好让我们包了,就是这样我学会了包水饺,它让我享用到现在。有时晚上,我们没事干就在一起唱歌,吹笛子,吹口琴。吹着、唱着,我们想起了什么,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惊动了大队书记,结果挨了一顿批。
由于卫生条件差,我们睡的炕上跳蚤虱子实在太多,常常被咬得半夜醒来,没有电灯,点上油灯也看不清捉不到,身上的疙瘩一批又一批像长了疥疮一样,被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跳蚤屎和血迹。半年能洗上一个澡就不错了,用一口大破锅,用砖头把它放稳才行。除了的这些还有思乡之愁,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于是只要有空我们就给家里写信,信中不能尽诉生活劳动中的困难,但是流露出来的情绪家人是能体察到的,我母亲常常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有一次她终于对我的身体情况担起心来,写信告诉我,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当初我离杭时,我母亲偷偷给了我两百元钱,告诉我实在呆不下去就逃回来。农忙时节请假,队上肯定不会同意,于是我就坚持了下来。就这样我在黑龙江干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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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4:06 | 显示全部楼层
探  亲
终于熬到可以回家探亲了。在黑龙江每年的11月份收完场到来年的3-4月份这段时间是没什么农活干的,冰天雪地的大家都在家里呆着,这期间我们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大家在一块儿琢磨着怎么个走法。路有多远,花钱就有多多。有多少人挣了一年的工分钱能够买一张返乡的火车票呢?即使象我这类出勤较多挣够了车票钱的,又怎么舍得把来之不易的钱全部铺在铁路上呢?千难万难难不倒我们这帮昔日的红卫兵。于是我们想出了几种办法,我们用较少的钱买一张短途火车票上车,然后就在火车上和检票的列车员周旋,幸运的话就能混得多坐好长一段路,然后在某个被赶下来的地方再买一张短途火车票上车。
按计划,一路上就这么混,从虎林县新乐车站上车,到牡丹江、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换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车到杭州,一路上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时刻要警惕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就被赶下了车。我们坐的都是慢车,只有慢车才好混。我们常常在一个小站或某个临时停车点被赶下车,在小站被赶下来还好些,可以等后面的车再上,如果在临时停车点被赶下来就只有顺着铁轨往前走了,走到前面一个站再等车上。在那种偏僻地方火车的班次是很少的,有些返乡知青没办法只好爬上了运货列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冻死人的事件。
记得有一次在德州车站被赶了下来,并被关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这帮穿黄军棉衣的青年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怎么混都混不进站了,我们只好把棉衣翻过来穿,换换颜色,棉衣里子是白色的,结果更扎眼,于是我们只好徒步往前走了一站,到前面一个小站混上了车。火车的一站可是远啊!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怪不得德州站的人原则性警惕性这么强呀。还记得有一次半夜里,我们被列车员赶下了车,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天又冷,我们顺着铁路走了一段,看到一个扳道工问了一下,说今晚不会再有火车经过了。看到远处有一点若隐若现的亮光,我们只好奔那亮光去了,走了好几里路终于走到了有亮光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农家客栈,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等第二天再走。
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少花钱,那就是改车票日子,年纪大的人都见过那种用笔填写日期的火车票吧,那上面的日期是可以改的。我们一伙人商量好了分批走,先走的人一到杭州就把车票寄回,后面的人把车票一改就又可以用一次了。一路上要转好几次车,要查好几次票,多数人都能顺利混过,也不知是因为曾有知青冻死事件,上级有过什么指示列车员睁一眼闭一眼呢,还是我们改得逼真他们没看出来?这两种办法我都用过,有一次,一路平安到了杭州站,结果在出站口被一个中年女检票员识破,她准备检完票后把我送去处理,趁她不注意时,我从她身边溜到另一个出站口混了出去,然后飞也似的逃跑了。可是不幸是,在慌不择路时那年挣的钱,除了部分用在铁路上,剩余的全都跑到了小偷手里了,我变得一文不名,只好跟同学借了一点。我没告诉家人,怎能再让他们为我分担痛苦,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喜悦可以让他们分享。这件事我至今都没有对亲人们说起过。
回杭州时,我拿着点东北特产:一点黄豆、一点小米、几支人参,黄豆是我劳动休息时从地垄沟里捡的,东北的黄豆圆圆的,粒大,我想我妈妈会喜欢的,小米在我看来也是稀罕物,我们的口粮只有玉米,只是偶尔在农民家喝到过几次,觉得好吃,就买了一点带了回来,人参是从农民手里买的,是他们自己种的。我记得那次到家后,大门开着,母亲在洗菜,我走了进去,母亲没想到我回来了,也没认出我来,我一副北方人的打扮,她居然问我找谁。从杭州返回东北时就带一点草纸(上厕所用的),带几块肥皂和一点吃的,因为旅途艰难,来回都不敢多带东西。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都简直是不屑一顾的,可在那个年代,那种处境,又有什么可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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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4:27 | 显示全部楼层
转  机
    天无绝人之路,总算有一天,我收到我舅舅的一封来信,说他在想办法把我调到油田去工作,这样我总算有了盼头。过了好几个月,一点信息都没有,就在接近绝望之际盼来了户口准迁证,在1972年1月2日那天,我终于离开了黑龙江。留下了接受再教育蜕去的几身皮,带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走了。
为我送行的那批知青,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后,才陆陆续续回到杭州,那时有许多知青已经和当地人结婚,这样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我想,我们这批经过脱胎换骨磨练的一代人是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的,几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但是,它使我们对现实与人生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笑迎任何的困难。事实证明是这样。返城后的知青们克服了年龄偏大、文化低、没技术等等带来的困难,终于在各自的岗位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创造了自身价值。当年我们五队的八个知青,除了我和一个最早抽调到粮库当工人、现退休留在虎林的小徐外,其他六个后来都返回了杭州,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当了工厂里生产骨干,有的在外资企业管理层工作,有的当了教师,总之都还不错。我当年从黑龙江到了胜利油田工作,被安排在地质勘探队工作。油田大会战时我们施工在野外、吃在野外,住的是老乡家的柴屋、生产队的马棚,工作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都能适应。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我用业余时间学的医学知识为工人兄弟们义务针灸、看病。由于我表现较好,被送去培训,后来成了一位真正的医生。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子女都上了大学,圆了我们的上学梦。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在黑龙江成家的知青,他们的经历就要曲折多了,家庭生活不理想,夫妻感情不和睦,子女教育跟不上,他们的生活就很不如意了……
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人,更是坚强的一代人。
几十年来,每每回忆往事,我没有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流泪,但是只要一想到我们稚嫩的心曾被愚弄时就泪流不止,我不知道这泪要流到何时,因为心被伤得太深了!
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们都已近花甲之年。“上山下乡”、“北大荒”等历史词汇,在他们身上成了一个个鲜活、曲折、动人甚至悲壮的回忆。当年的知青朋友们,我愿大家珍惜拥有的 ,忘记过去的,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把生活搞得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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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4:49 | 显示全部楼层
                                                       成长的跨越
皇甫坚
历时十余载,涉及两代人,轰轰烈烈的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我们的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曾奔赴遥远的边疆,溶入那茫茫的大地和高山。

    1970年10月14日,是七百余名杭州青年难以忘怀的日子,今天起,我们将一起跨越三千余公里,实现从学生到知青再到工人的转换。   
按照学校通知,我与何同学带着行李来到杭五中,九点整乘车前往延安路北头的武林门广场,车上陶同学、李同学早就来了,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是为远赴黑龙江的同学们准备的专车。武林广场上有一座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取名红太阳展览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表达浙江三千一百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用最好的材料,最短的时间建造起来的,为此广场也被称作红太阳广场。新建的广场四周尚无高大的建筑,显得十分开阔。我们到时,广场周边早已停满了大客车,大客车的两边和广场上到处都挂满了大红标语,人们举着旗排着队,熙熙攘攘地向广场中心聚集。展览馆前是主席台,左边的不远处停着几辆“华沙”和“上海”牌小汽车,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委会要在此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十时许,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以及黑龙江大兴安岭来的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领导“出发”的号令下,红小兵吹起队号,工人们擂起了大鼓,知识青年们都显得激动和亢奋,他们胸前佩戴着杭州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发的《光荣证》,怀揣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兴安岭干一辈子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紧跟着各自学校的红旗,再次登上专车。客车绕广场缓缓的转了一周,沿着延安大道慢慢地开进。望着那熟悉的街道、建筑,我们把红旗伸出窗外拼命挥舞,街道两旁的行人也都熟悉了这种“文革”时期的疯狂,驻足目送这支革命队伍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车子经过解放街、江城路、复兴路,直奔闸口白塔岭杭州列车机务段,那里有座古塔, 建于一千两百年前的吴越时期,多少年来,它是进杭州的标志,如今成了数批知青奔赴祖国各地的欢送地。
长长的列车早已停在铁轨上,蒸汽机头吐着白色的雾气。杭州奔赴大兴安岭的首批知识青年在此坐火车奔赴三千里外的北疆,白塔岭前,密密麻麻的挤满了早已等候于此的父母兄弟姐妹,浓浓的离别之情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工人师傅拉着自己孩子的手,悄悄塞给他一包东西说:“去吧!这是全家省给你吃的一只鸡,记牢,不要闯祸。”一位母亲对眼圈发红的女儿说:“照顾好自己,常给屋里写信,阿大,你要管好你阿妹。”一声稚嫩的童音:“阿哥,再会!”离别深情,再三的叮嘱,使知青们感到家乡的语言是那么的亲切,亲人的情意是那么的浓厚。火车汽笛长吼一声,把送别气氛推向了高潮,车窗顿时变成亲人的障碍,工作人员拼命把人群往后赶,后面的人却还要往前挤。我突然看见妈妈和外婆也站在人群后,说好不要家人送,以免增加挂念,可母亲还是来送行了。这一去真不知什么时候能归来,我赶紧挥手,她们也挥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列车在下午一时准点发车了,当时的杭州铁道两旁基本没有标志性的建筑,南星桥、望江门、城站、艮山门电厂……火车越来越快,车厢内沉闷得只听见车轮与铁轨摩擦声,先前被革命热情充斥,表现异常沉着的姑娘小伙们,也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离乡惆怅。车厢内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哭泣声,且不断“发扬光大”,其中有一个小伙哭得最响,后来大家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是林同学,瑞金中学的,今年才十六岁。是啊,每个同学都想在别人和社会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可骨子里却还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这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各种复杂的情绪触动了这短暂的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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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火车开过艮山门,就出了杭州城。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大爱说话,看着窗外不断闪过的树木和远方的田野,静静地回想起过去的成长岁月。杭州与苏州并称为人间天堂,但长期生活在其中,也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平凡和稳定的生活,毛泽东时代的小学教育,在我们脑海中“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当我们看着《小铃铛》《魔术师奇遇记》的电影,读着《科学家论二十一世纪》《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籍,每个同学的理想和希望,都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谁也没想到,就在小学六年级升入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眨眼间一切都变了样,左右邻居成了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同学之间也分成“红五类”和“狗崽子”。杭州的大学、中学紧跟北京大中院校的步伐,相继成立了“红一师”和“红三师”,纷纷扬扬的传单、大字报从校园撒到了街头,贴到了市中心最显眼的地方。学生们为了学到更多的运动形式,掌握更多的批判“炮弹”,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间串联,坐火车甚至步行上北京见毛主席。毛主席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出了“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开始“破四旧”、戴高帽、游街、批判会,社会上则掀起利用人民热爱领袖的淳朴心理,搞一种近乎宗教形式的活动,“红海洋”(所有的墙面都用红漆刷上标语和最高指示)“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机关职工、工人也开始融入进来,从学校夺权,到工厂、机关夺权,建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总司令部”“无产阶级红色暴动总队”,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争夺地方政府的权,各持观点的两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发展到戴着藤帽,手持铁棍、长枪,抢军械仓库,在车顶上架起机枪,攻打杭一棉,攻打萧山、富阳,枪炮声真的在杭州四周响了起来,混乱,动荡;动荡,混乱,还美其名曰“解放”这些城市。整整一年的剧烈动荡,我和同学们因未进初中,无权串联,但也和大人们一样,在社会上接受着革命的洗礼,在动乱中上了一年前所未有的七年级。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这些人真的会走上另一条阳光大道。
1967年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两届小学毕业生同时升入了杭州所有中学,文化大革命换了种形式继续影响着整个社会,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三年的中学生活,学习知识被摆到最次等的地位,学生上课从不背书包,两本书往口袋中一插就可上学了,因为老师也必须跟着政治形势变换讲课内容,书中很多内容都被列为封资修的一类,必须由工宣队确定后才能上讲台,学生能学到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参与最多的是大批判、学军、学工、学农、战备挖防空洞,约占全部学业的一半还多,学生在学校也沾染上许多不良社会风气,打群架,拉帮结伙,以力气和义气称霸一方,“读书无用论”“读书越多越反动”成为那个年代学生的主导思想。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成为青年就业的主流,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学生,也跟着哥哥姐姐去了农村和边疆。据文件记载,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待分配的老三届和即将毕业的新二届初中生就成了这项运动的主要对象,街道、居民区把它当成政治任务,白天黑夜全面动员,“知青”成为那个年代上山下乡毕业生的总称。
    “快看,快看,飞机!飞机!”我的遐想被一阵欢快的叫声打断,大伙都挤到右侧的窗口,远远的地坪上,整整齐齐的停着十几架战斗机。原来我们已到了笕桥飞机场,过去常看到天上飞过的飞机,这么近的看到停机坪上的飞机还是第一次,其实有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中,还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坐火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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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车到临平,省、市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军驻杭部队负责人及三代会代表都来送行,挨着车窗和知青们握手,知青们都显得十分激动,再往前开就要出省,和家乡的父母官作最后的道别,不知道何时能回来。火车停留半小时后继续前行,此时我们的身份正式从学生转变为“知青”,车厢内的气氛开始活跃,有不少知青已开始在几节车厢中走动,寻找熟悉的同学和朋友,我继续着我的回忆。
知识青年奔赴大兴安岭,是在毕业分配后期才开始的, 69、70新二届学生同时分配,人员较多,虽然仍以上山下乡为主,但分配比前几年多了三个面向,工厂、浙江兵团、读高中(这是文革以来首次有升高中的名额),当然有门路的还可以参军,这不在正式的分配面向中,选择读高中和进工厂的名额很少,条件是政治成分好,而且已有哥哥姐姐去农村插队的;那些没有条件读书和进工厂,又不想去农村的,大多选择去浙江兵团;剩下的只有上山下乡了,我当时首选也是去浙江兵团。正当大伙慎重的选择自己今后的道路时,清河坊上城粮食局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告示,上首是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接着是招工信息:大兴安岭,位于祖国的北大门,是反修防修的最前线,是伟大祖国的绿色宝库,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目前,全区十三个林业局,每年为国家提供六十万方木材,为加速林区开发,加强边防建设,保卫祖国边防,欢迎广大知识青年、红卫兵小将到大兴安岭去……”当一名光荣的林业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立即吸引了许多毕业生的目光。去黑龙江的青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种是被动型,心里不愿意,但又没地方去,反正要上山下乡,当农民还不如当工人;另一种是主动型,不在家中吃闲饭,走南闯北,实现自我价值。我当时的想法主要来自地图、来自银幕、来自书本,有毛主席诗词《雪》中所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诱惑力,还有样板戏中杨子荣扬鞭策马奔驰在林海雪原和1969年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抗击苏修的英雄故事的吸引力,总之我想到大兴安岭多长点见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脑子中闪过的大多是骑马、扛枪、打猎、尝野味、滑冰、滑雪、坐雪撬、游玩、观光、登上山峰的美好情景,根本没有去想那些困难、艰苦和危险的后果。
黑龙江大兴安岭招工全权委托各中学负责,报名者要通过严格的政审,家庭成份是相当重要的,成份不好,个人表现不好,都不能去,理由是大兴安岭地处中苏边境,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与美国并称“两霸”,据说黑龙江、乌苏里江冬季河水结冰,偷越边境极方便,不能让资产阶级的叛国者逃到外国去给中国人丢脸。我和陶同学、何同学等自认为符合条件,决定一同去报名,经过严格审核后,不久学校贴出光荣榜,我们被录取了,学校领导和工宣队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进一步提高革命觉悟。学校根据知青办的布置,给每个去大兴安岭的学生发了一本购物本。文革中,全国的物资相当缺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粮要粮票,抽烟要烟票,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买糖要糖票……总之,每月要在商业局和粮站领十余种票证,这本购物本可以购黄军被一床,军棉衣裤一套,棉鞋(棉胶鞋)一双,棉毯一条,这些必需的日用品要是平常用布票买,要用全家两年的布票,而且都是军用品,当时年青人对解放军还是很崇拜的,平时把穿军装、背军包、穿军鞋当时髦,谁有一件军大衣,可以把不少人羡慕死。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9月19日,在杭州工人文化宫举行了誓师动员会,各校都派出代表在会上表决心,市革委会还专门发给每位赴边疆人员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一张文艺演出的招待票,一张挂在胸前的光荣证。(同时作为坐火车的凭证)9月25日,我们凭票观看文艺演出, 是当时最流行的杂技、魔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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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火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进,由于是专列,除了加水换车头,大站小站很少停,过了嘉兴,天就慢慢的黑了,大上海、苏州、无锡都在我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一闪而过。第二天的清晨,火车开上了我国引以为豪的南京长江大桥,哦!和纪录片中一样,十分雄伟,长江也确比钱塘江更大更宽,只是水比较浑浊,跨过长江,不但天气变冷,景色也随树木的减少显得单调,江北显然没有江南富裕。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亮了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接触,知青们很快熟悉起来,但最热闹的始终是车厢前几排,因为那里坐着来杭接我们去的黑龙江大兴安岭老李同志,坐着和站着的知青不断的打听各种消息,比如:大兴安岭下雪了吗?气温最低多少度?平时吃什么……老李用地道的东北话耐心的给予解答,并时不时也提些问题。我也挤到前面,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我所需要的情况。我还真知道了许多信息。我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新林区,老李是新林区革委会生产部的领导,他告诉我们:“新林林业局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中腹,海拔300至700米,该地处寒温季风气候区,常年气候寒冷,每年有半年白天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晚上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最低气温零下47度”。“啊!嘎冷的,杭州最冷零下3度,零下47度那不把人都冻死?”有人惊讶的问。“是啊,那是高寒禁区,开发建设者三进三出才站住脚,以前,那疙瘩处于原始状态,仅有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烧荒引兽,风餐露宿,从事狩猎活动。1958年前有一次开发,没成,1960年,黑龙江省在‘林业大跃进’高潮中,决定依靠本省力量开发,但遇全国发生连续自然灾害,各建局筹备处粮食、副食品和重要建设物资严重紧缺,1962年,根据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大兴安岭第二次开发建设‘下马’。1965年,国家从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调入大批林业干部职工,国家分配近千名大中专毕业生,林业部、铁道部、黑龙江、内蒙古派遣数千名各类勘察设计人员,加上部队转业官兵在内的号称十万大军拉开了大兴安岭第三次开发建设的会战序幕,这才真正扎住了脚。前几年伊春林区一批林业建设者率先进军新林,组建新林林业公司,又从全国各地招了些工人和北京、上海知识青年,但仍然不能适应国家对木材的需求,为此,才从浙江召集几千名知识青年,尽快将新林区建成国家最大的林场之一。”“真是不容易!”听者都带着共同的感慨。“新林区大吗?”有人问。“老大了,全区(局)总面积80多万公顷,从前进林场到塔尔根林场,坐汽车得三、四个小时。”“我们去都干些啥活?”又有人问,“当然是伐木喽,新林区的木头以落叶松为主,还有名贵的樟子松、白桦等,木材总蓄积为6千万立方米,木材的蓄积量和采伐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交谈中我还知道了这节车厢的一百来号知青,分别来自杭州五中、十中、灯塔中学、瑞金中学、要武中学;到新林分在同一单位,而且可能就驻扎在新林,这些消息使大伙感到振奋,同时因为分在同一单位,说明大家有缘份,更加深了大家之间的好感和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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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列车不停的向北开进,在济南越过了黄河,进入了中原、华北平原,气温更低,一片灰蒙蒙的。傍晚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车加水换火车头, 列车广播要求所有知青不要随便走动,更不要下车,列车随时要开行,这里离北京已很近了,可人们的生活却贫苦异常,远远望去,一片片拥挤矮小的平房,一些高高的土包上蹬满了人,看见有火车来,竟有许多人向火车奔过来,他们穿着黑色有许多补丁的破棉祆,腰中系一根绳,拿着又破又脏的碗,朝着车上挥手,要吃要喝,其中不少十二、三岁的小孩显得更活跃。知青们离杭时都带了许多零食,一路上吃零食多,列车上发的馒头、面包没人吃,于是就拉开窗抛给车下的孩子,不想这一举动引来了一大群人,一双双手一直伸进车窗。我们赶紧关窗,他们还不停的敲窗,希望我们能再给他们些,这情景在电影上见过,真实的贫穷我们没有看到过,更没有想到过,那天见到了。列车重新开动了,又是一个晚上,连续靠在座椅上是休息不好的,我学着陶同学的样子,找了些报纸,铺在凳子下,美美的睡了一觉,当醒来时火车已经到秦皇岛和山海关了,毛主席诗词中“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不到长城非好汉”全是我们最熟悉和经常背诵的,在此我们见到了大海和长城,山海关是长城入海处的一个重要关口,出了关就到了东三省,离我们的目的地更近了。列车奔驰在辽阔的东三省大地,这里是辽沈战役的主战场,有许多十分耳熟的地名,锦州、黑山、沈阳、四平等,到四平后,专列未走京哈线,而经通辽、白城直插齐齐哈尔,连续的坐车,人人都十分疲乏,过了齐齐哈尔,列车速度明显放慢,这已是第三个晚上在火车上过了,以往观景、打扑克和谈天等兴趣均被睡意征服,多数知青或趴在小桌上、或靠在椅子上、或钻到椅子下、或爬上行李架,伴着列车有节奏的哐噹声进入梦乡。一阵剧烈的晃动和刺耳的刹车声把大伙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车窗外有几盏不太亮的灯,一片片白雪在灯光下飞舞,“下雪了!”我们赶紧拉起车窗,一股冷气扑面而来,窗前的人都下意识的一颤,车厢内外相差约三十度,不少女知青开始加衣服,男知青们虽然也感受到寒冷,但仍然装作若无其事,充好佬。已是后半夜了,可这个小站上还有不少人,站在雪里,也许天冷对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安闲地抽着老旱烟唠嗑。这时从车前方走来一个戴棉帽穿棉军装的人,用一口很浓重的上海话问:“那啥地方来?”我们回答:“杭州。”他一听感到非常亲切,高兴地自我介绍说:“阿拉上海人,到此地快两年了,迪个地方老苦咧!”我们从他那里知道已进入了大兴安岭,这里是大杨树车站,晚上的气温已接近零下三十度,几句话一谈,大家就像老熟人一样。的确,在遥远的黑龙江能遇上家乡人,这种情感随着在外时间增长而不断加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太形象了。火车又开动了,我已完全没有了睡意,四天三夜坐下来,屁股都有些痛了,两条腿都有些浮肿,心想可能再过个把钟头就可到目的地了。
这时连接两车厢的门打开了,前往杭州接我们的领队王政委领着一伙人走了进来,王政委站在车厢中央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醒一醒,大兴安岭地委的领导特地从大杨树车站上车看望大家,欢迎大家参加林区建设!”我们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一是出于礼貌,但更多的是希望赶快摆脱连续坐车的难受,到家好好睡上一觉。一位地委领导接着王政委的话说:“大家辛苦了,几天前地委就作了安排,通知新林区做好准备,热烈欢迎你们这支生力军,这下大兴安岭这个高寒禁区将更热闹了。大家好好休息,明天下午到达新林,欢迎你们的人将更多。”说完就又到别的车厢去了。
好家伙,真够远的,说到了到了还要坐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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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6: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阵笑声响起,已是第二天中午的事了,车厢里多了一个穿羊皮大衣戴狐狸皮帽的东北汉子,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新林区运输连的张连长,特地从新林区到塔源林场来接知青的。张连长告诉大家,这节车厢将分到新林区运输连。这则消息猛的调动了全车厢人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问:“张连长,运输连是开汽车的吗?”“有几辆汽车啊?”“我们都能开车吗?”在大家的追问下,张连长说:“不错,运输连就是汽车队,可你们将分配到新成立的养路连。”“嗷!”大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张连长哈哈一笑说:“运输连和养路连是同一支部,都是新林区的直属单位,养路要实现机械化,有汽车,有推土机,只要好好干,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大伙的兴趣又上来了,问东问西,问个不停。
又过了半小时,张连长指着窗外告诉我们,“现在已到了红林林场,再过几分钟就到新林车站了。大家要听指挥,带好行李,下车后不要走散,我们有车接。”望着车外,好大一片储木场,四周的山不高,又离得很远,没有一种进入原始森林的感觉,但多数人的感觉是新鲜,还带些幸运,竟然分到一个不错的单位。列车停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上,下面挤满了人,有欢迎的,也有看热闹的,一阵锣鼓声传进车厢,我们推推攘攘地下了车,一踩上土地,首先感到的是冷,其次是两腿发软,坐了将近五天的火车,站在地上还有摇晃的感觉,走路直往前冲。
小小的车站外面有个30度的斜坡,由于坡上有冰雪比较滑,大家都走得小心翼翼,坡下新林区的领导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引导我们爬上了来接我们的解放牌汽车。汽车穿过新林镇,不到五分钟就到了镇南面的运输连驻地,几根木头搭起一个彩楼就算大门,进去是一片空地,四周是几座活动房,房前堆满了劈好的木材,这木材在南方可是做家具的上等材料,这里却当柴火烧,太可惜了。正当我们在为木头可惜时,活动房中一下子跑出许多人,有说北方话的,有说上海话的,热热闹闹的按名单把我们引入了各自的板房。我分在三排五班,排长是王同学,班长是俞同学。这活动板房外面看上去已很旧,进门是挖入地下用砖砌的炉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地火龙”,据说是铁道兵发明的,靠它才在这高寒禁区站住了脚。炉子里面烧着柴火,中间有一道帘子门,进门一股热气。在北方外面天寒地冻,进屋就得赶紧将外衣脱了,否则寒气会逼入身体。屋里两边都是木板床,一溜通到底,上面铺着炕席。领我们进屋的上海知青宣布,五班右边,六班左边,排长、班长睡炕头,其他自由挑选熟悉的作伴。我把背包和行李扔在床上,用手一摸,木板很热,几个上海知青给我们端来水让我们洗脸,我们看他们穿着皮大衣和大头鞋,特神气,问他们干什么活,他们说是运输连的汽车司机,已开了一年多车了,屋里所有人都十分羡慕。还没放好东西,外面就敲钟招呼吃晚饭了,我赶紧拿出碗筷去食堂,吃的是大米饭,肉片豆腐汤,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更不要说大米饭了,这一餐吃得特别香,男知青每人最少吃了八两饭,女知青也没少吃,后来才知道,这晚上的一顿饭,已把我们一个月的大米指标全吃完了,吃饱洗漱完,躺进热呼呼的被窝,这才真正体会到家的温暖。
从这一天开始,虽然我们还背着知青的身份,但我们已经算上了山,进了森林,实现了人生最大的跨越,当了一名新林区的养路工,正式进入林业职工的编制,最关键的是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这段历史会永远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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