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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诸勇

《迁徙的人生》杭州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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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7:20 | 显示全部楼层
                                           浙江兵团知青岁月散记
                                                        桑士达
今天,“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许多人来说或许陌生,可对像我一样当过兵团战士的同伴来讲,可是记忆犹新、恍若昨天哩!
“上山下乡”与建设兵团
1966年春夏之交,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被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利用、后称之为“十年浩劫”的中国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我刚从杭州市秋涛路小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热烈的做着继续读书的美梦。可是,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文革”狂潮冲击下,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越来越混乱,大、中、小学校都陆续停课了,青年学生们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响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纷纷参加“红卫兵”,佩戴“红袖章”,挥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与停工停产的工人“造反派”一起大闹革命,什么“大批评”、“大字报”、“大串联”、“大夺权”。但这场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运动,是以“文化革命、斗资批修”为名,行折腾国家、贻害社会之实……应该说,大多数学生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宣传鼓动,加之盲目无知而卷入其中、铸成大谬的,广大“红卫兵小将”自己也是牺牲品,停课闹革命让无数学生荒废了学业,中断了大好前途!
愈演愈烈、越陷越深的“文革”延续至1968年,毛泽东可能觉察到学校持续停课后果不堪设想,顺应了舆论的意愿,作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于是,除大学外,各地中小学校开始逐步复课,学生们从狂热走向社会,又照旧走进学堂。这年春季,我也接到进入“江城中学”上初中的通知。可是,我却因慈母患病离世、家境困苦日窘,被家里阻挠再读书而流落在校外。是强烈求知欲的驱使,让我瞒着家人断断续续到江城中学“304班”上课。在极“左”路线禁锢下,当年课程的知识含金量很少,且又“左”得可笑。我只是偶尔到校,听老师讲课也不知所云,故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这期间,我更多的是经常跑到位于南星桥复兴街的江干区图书馆看报纸,没书读就读报,时事消息、文艺作品什么都看,一天总要泡上三四个小时,这稍稍弥补了我的“书荒”,且也是一种自学自修吧。
到1970年前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初中生为多,因有前两届未毕业的,加上后面两届,故俗称“老三届”、“新二届”),除了少量符合条件可以直升高中外,多数命运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一户人家有多个子女的,至少得有一个去“上山下乡”)。所以,当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知青掀起了一股“上山下乡”的高潮。我省的广大知青也一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有的到省内山区农村插队落户;有的选择到东北等边疆边陲参加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全国共组建了十个省军级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有若干个“农建师”,分布在新疆、兰州、 广州、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 云南、山东、湖北、西藏、江西、广西、青海等地。当年,国家组建 “生产建设兵团”着眼于“备战备荒”,这既有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性,更有我国在冷战中抵抗美苏两霸和反修防修的重大背景因素。当时国家发文称:“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想当年,青年学生到部队当兵,可是莫大荣幸,但多数是求之无门。“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知青当个兵团战士,亦算半个“兵”,此乃是除升学读书或进厂当工人外最好的选择呢!
  1970年5月7日,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杭州正式成立,兵团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双重领导,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直属第十三、第十七团及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兵团部先驻杭州华家池,后驻萧山。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师部驻乔司;第二师下辖三个团,师部驻萧山;第三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营,师部驻吴兴三天门;第十三团驻淳安;第十七团驻温岭;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分驻闲林埠、临平。1970年5月至1972年6月,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熊应堂(兼),政治委员南萍(兼)。1970年5月至1975年6月,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为刘亨云、林一新,副政治委员李正清、王晓峰
1970年下半年和1971年下半年,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舟山等地招收的大批应届毕业青年学生分配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浙江全兵团大概有十万左右的人马。兵团干部中的连长、指导员以上皆是部队现役军人;排长多是部队退役人员。兵团战士都是知青,杭城知青占了大头,如我所在的江城中学毕业生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约有三分之一。我家所在的南星桥秋涛码口住地十一户人家连我有三个兵团战士。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首要条件是初高中毕业生,尽管我没有在“江城中学”正常读初中,但也列入毕业班名单,学校同意我缴了些学费,亦算个初中毕业生。我报名后通过政审,就光荣地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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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8:12 | 显示全部楼层
                                           兵团磋砣岁月片断
在数以万计的知青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热潮中,1970年12月10日上午,我与众多同学一起在江城中学操场坐上大客车,一路颠簸着驶往浙北的安吉县。我们到达的连队驻地,是邻近安徽省广德县一个叫章吴的小山沟,它就是我首个落脚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九团五营二十九连。从此,我们这些从未进入过社会、体会过集体生活的人,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人,告别依依难舍的杭城,带着几分稚气、几分天真,带着几多理想、几多寄托,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兵团艰苦岁月。(1975年6月5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改制为地方单位)期间,我因连队调动、兵团变异而蹲过五个地方,但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回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事,可以讲上几天几夜,这里且说些劳动和生活上的事吧。
劳动上可谓艰辛苦重。“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多是农业团,也有部分工业团。我所呆过的九团、十团属农业团,团部分别设在安吉县高禹和长兴县李家巷,原来是省监狱系统的劳改农场,劳改人员打下的基础让我们来再建设。我们作为农垦战士,每天的劳动量一般在八小时左右,各连干的活大同小异,如插秧耕田、拔草积肥、除虫施药、割稻打稻、垦荒砍柴、饲猪放羊、种菜剥果、摘桑养蚕、采茶烘制、买菜做饭、开矿搬大块(石矿)、拉车开拖拉机等。我在兵团多数时间做的是文书,可算是“半脱产人员”,但我还是经常参加各种劳动(想上进,劳动表现是第一的),上述活儿我大多做过,到现在都还熟悉其术呢!当时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可谓是又重又苦又累,如仲夏的“双抢”割稻,从早干到晚得十二个钟头;采桑叶从天蒙蒙亮直采到太阳落山;矿山劳动搬大块(石头)上矿车,一天须完成10 吨产量(还有一定危险性)……年青力壮的兵团战士渐渐适应了各种繁重的劳动,我们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锤炼了体魄和毅力。不过,这类活儿对女战士虽然也是一个锻炼,但对她们的身体影响亦不小,长年累月的重体力、高强度劳动,让不少原本苗条白晰的城市姑娘,变得粗壮黝黑宛如农妇村姑。
生活上可谓酸甜苦辣。知青们涉世的人生轨迹从“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在那里,我们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也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尽管有工资(从十几元到二十多元),但仅够本人生活而已,不少战士还得靠家里汇钱才够消费。吃的是食堂饭,大米多为发黄的陈米(久贮的战备米);菜蔬单调,以素菜为主,一礼拜能吃上一回猪肉,海鲜几乎没有。记得我们初到的首个连队,逢上春节,大家服从纪律不回家过年,原以为年夜饭的伙食会改善一下,可连长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夜饭吃吃忆苦饭。”那天夜饭,我们每人捧着一碗由豆腐渣、包心菜等拌在一起的盖浇饭,回到点着煤油灯的草棚寝室,三下两下扒进了嘴里。“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我们一百多个男女战士吃着忆苦饭,不知忆什么苦,本该热闹的年三十没有一点乐趣快意,有一半战士抱头掩面,哭泣不止……吃得差,住得也差,简陋的平房,睡的是上下高低铺,一间不大的房屋往往挤着十来个人。我们虽然不穿军衣,却有军人式的管理,要求严格且苛刻,如一年中只能探亲一次,不能戴手表、不许穿皮鞋、不准着奇装异服……业余生活更是乏味,除了偶尔看上几部“革命电影”和兵团文艺队自编自导的“样板戏”,很少其它文体活动,战士们闲暇里不外乎闲聊、打牌、串门;当然,会利用业余时间的,就看书、练书法、打毛线等;极个别也有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以打发时间的。最难堪的,是正当青春年少、情窦初开之时,许多战士想谈恋爱而“难于上青天”,一些容貌姣好的女战士多是依家长之媒妁嫁个城里老公为返城铺下台阶;大多男战士是高不配、低不求,三十岁左右才成家的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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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兵团战士精神永存
古人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黑龙江当过兵团战士或农村插队的知青,杭人俗称“龙江哥儿”,曾经流行过有一句话:“喝过黑龙江的酒,什么酒都能喝!”道的就是什么困苦都不怕。此话同样适用于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这一代,尽管共和国所有的遭难几乎都让挨着了,尽管在兵团是艰辛备尝、岁月磋砣,但是,在那里,可是我们人生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站;在那里,我们初识了人间世情,结下了至诚至真的战友情谊。漫长的兵团生活,我们忧愁过、欢乐过,我们奋斗过、收获过。如果说,我们在兵团并没有作出多少贡献,耗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但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砺,却让我们兵团战士身上凝聚着一种特殊的“兵团战士精神”,我概括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不畏困苦、奋斗不息、永不止步”二十个字,这种“兵团战士精神”让我们受益匪浅、终生受用!岁月匆匆,时光飞转。是“兵团战士精神”一直支撑着我们的人生之旅。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日子里,我们各自东奔西走、各自创业成家。我们合着祖国母亲悲欢喜乐的脉博,跟着时代曲曲折折的脚步,我们走过来了、挺过来了,咏出了不同声响的人生赞歌!1977年前后,在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背景下,我们这些原“浙兵战士”,按政策规定从各地陆续调回城市,但大多是“一无所有、一张白纸”。我们无论在工厂企业也好,在机关事业单位也罢,还得“从头来过”。为了不负人生和成家立业,我们就像当年经常哼唱的“战斗、战斗,新的战斗……”,以兵团战士特有的精神投入到新的岗位,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参加业余学习(如自学考试、电视大学、职工夜大等)……许多浙兵战友是“三年不见,刮目相看”呢!可引以为豪的是,不少“浙兵战士”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可谓时代的“宁馨儿”。
    这里,我要特别述说一下李君旭战友。他就是1976年“中国头号“反革命案”——“周总理遗言”的作者,他也是原浙兵三师九团的战士。我回杭后在省级机关工作,1989年认识李君旭。交往中得知,当时他刚从《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位上调到当年声名鹊起的《东方青年》任总编,曾被当选为浙江“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他从兵团返城后在杭州汽轮机厂当了一名工人。1976年,正是“十年浩劫”寿终正寝之年,受世人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于当年 1 月8 日逝世,华夏大地因而显得格外寒冷。全国人民深切缅怀周总理,很多群众以各种方式与“四人帮”斗争。擅长写作的李君旭敬佩周总理、痛狠“四人帮”,总理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写出了“周恩来总理遗言”。1034个字的“总理遗言”一问世,全国各地很快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抄本,大江南北都在传诵。“遗言”还被世界各国130多个电台、通讯社反复播发。假造的“周总理遗言”,真实地表达了那个年代的民众情感和人心所向,让许多国人深信不疑,潸然落泪!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从说话的口吻、文字的精练,到对中共党史的洞悉、对当年中央领导的评价,都像极周总理的秉性和风格。其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反“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更使“四人帮”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总理遗言”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当时,中央和公安部秘电全国:“总理遗言”系伪造,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必须立即展开彻查……
    谁能相信,该案的“主犯”李君旭,竟是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普通工人!李君旭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有丰沛的才情。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青年伙伴们一起论说国家兴亡,谈论老百姓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还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也会像当年父辈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那一天晚上,李君旭参加了几个朋友的聚会后,又一次陷入了冥思苦想:“总理的遗嘱,就是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不!肯定还有话被人封锁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得用实际行动继承总理遗志!”他独自回到房间,默默思考着,他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写总理遗言!于是,就在昏黄的灯光下, 李君旭展开稿纸,提笔写了起来,但都不满意。为此,他找了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周恩来的生平资料,细细地研读。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独坐桌边,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6开记录纸,以总理的口吻一口气写了下去……节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当伙伴们又到李君旭的家里聚会时,他便从抽屉里取出那两张薄薄的稿纸,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说出真相,只说是抄来的。伙伴们没有一个提出是从哪里抄来的疑问,全都埋头抄写起来,他们走后又以最快的速度传给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这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在极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总理遗言”可谓“发自肺腑”,寥寥数语,却是那样的扣拨人心!多少人在诵读中潸然泪下、义愤填膺 !

    我从李君旭的谈说中得知,后来,他终被手段多多的“四人帮”们查出是“遗言”的“始作俑者”,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中查出“后台”。1976年5月5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四个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车间做工的李君旭。他以“重大政治犯”的身份被投入监牢,5月底又被秘密押往北京关进秦城监狱,被单独监禁逼其“反省”。“专案组”的几拨人轮换着反复审问:“老实交待‘遗言’的背后指使者是谁?” 李君旭被夜以继日地审讯, 好多天不让睡觉,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一年多的监禁里,关押他的房间很小,屋顶上的白炽灯每晚都亮着,他的睡眠被打乱了,经常彻夜难眠,只能靠安眠药入睡。为防止他用安眠药自杀,狱医将药片挤压成粉末给他吃,以后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了。孤独、烦躁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但他还是挺了过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全国的“拨乱反正”。1977年11月,李君旭终于获得重生和自由,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但是,他在“秦城监狱”受尽磨难导致患精神病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参加宣传工作后,写作上的劳心费神又加重了他的病状,1990年前后,病情时常发作,他办公和行走时多次不由自主地摔倒,有一次又重重地摔在地上,不省人事……从此,他一米八四的躯体,便终日躺在杭州闻裕顺福利院的一张大铁床上……我们不能忘了李君旭战友!他是杭州的骄傲,是我们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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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09: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月雅湖 于 2016-9-28 15:03 编辑

                                                  磨 难 是 财 富
顾岁荣/口述  吴佩孚/执笔  诸勇/整理

苦难的童年与参加革命队伍
      1934年2月,我出身在杭州原陆军监狱对面的—所矮小的平房内。在我五岁时身为国军空军装配士的父亲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重庆历史档案馆内,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毓秀主编的《非常时期专门人员名录》中,记载了1939年10月3日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飞行员韩金榜烈士在敌机袭川,奉命驾机疏散,因天晚迷航,迫降江津境内金刚沱江中,殉职。三等二级装配士顾梦飞也随机殉职)。父亲顾梦飞那年才二十七岁,江苏昆山籍。
据母亲回忆,杭州沦陷前夕,父亲从笕桥机场开车来接她和三岁的我,但母亲放不下年迈的外婆,没有随军撤退,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与父亲的一场人间悲剧,生死离别。那是两年后,噩耗从重庆传来,父亲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发放抚恤金,父亲的“战友”竟丧尽天良地骗去了有关证件和母亲的私章,一去不复返。我们孤儿寡母还眼巴巴地等着这点抚恤金到重庆去安葬父亲的灵柩哩。从那时,我那饱受殖民地奴役的幼小心灵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创伤。
    1940年,我在杭州石板巷蒙馆(私塾)就读,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1943年,我转祖庙巷怀幼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石板巷机神庙观成二小,因成绩优秀跳班读六年级。
    1947年,我考进了当时在西湖区金沙江茅家埠曲院风荷处(后并入杭州高级中学)的市立中学。
    1948年,我又转学于君毅中学(杭六中)和清华中学(杭八中)。在君毅中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议G·M·D杀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大游行。同年秋天,因家庭困难,初中未毕业,14岁的我就去了庆春路文泰祥文具店当学徒。
    1949年5月杭州解放;8月,我离开杭州去海宁长安镇联合粮站当店员,不久加入工会,那年我才15岁。
1951年3月,我隐瞒17岁年龄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懂得了人生的价值,革命的真谛。4月,我与被录取的其他杭州考生一起,在杭州女子中学集中。600余人背着包裹、提着行李从“铜元路”徒步到城站火车站,乘车前往苏州阊门外北兵营报到,接受了100天的革命洗礼。
同年6月,我从学校参军去了在湖北孝感空军预科总队,在济南第五航空学校经过了18个月的速成学习,提前毕业到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空军二七三八部队。当时工作十分艰苦,半夜两点多起来到机场检查飞机状况,零下30几度的气温,金属铝飞机,钨锰铁钢炮一不小地手碰着就要粘伤。我至今还记得,广西籍的军械兵和上海籍的电气仪表员因为被飞机冻坏了手指而不得不截指的情景。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成了一名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空军地勤军械员,并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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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1:05 | 显示全部楼层
                               向领导交心的结果与打抱不平的下场
    1954年12月,我因身体原因从部队转业到了广东佛山机械厂,被分配做技术设计工作。这对于只读过七年书的我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于是就拜工人为师,向内行人学习。
1957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我实际工作能力已达到四级技术员的水平。但我仍深感基础知识不足。为了能更好地工作,我萌发出读大学的想法,并按组织原则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厂党总支书记作了思想汇报。不料这位书记不但不鼓励,反而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指出我想上大学是名利思想,是个人主义,这也成了日后定右派的罪名之一。
同年,我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积极响应党发出支援春耕的号召,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念头,是全厂第一个报名参加支援春耕的人。在出发前一天,我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托当时的工资股长转交给党总支书记,信中向书记提了三点意见:一、主观主义;二、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三、没有做好人的政治工作,并指出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在沙漠里大喊大叫的“光杆司令”;同时也以此表明和驳斥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个人主义”。
    当支援春耕结束回厂时,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你那封信市委书记看了,很恼火,想把你“从农村拉回厂斗争”。这成了我被定右派的罪证之二——反对党的领导。
    1958年反右转入整风阶段,我听到宿舍隔壁有男人的哭声,同事说是徒工叶某因在厂里偷窃价值60元的铜材料判刑半年回厂后被开除一事。我联想自己受压,心情十分的激动,彻夜末眠,连夜赶写大字报“不能让他绝望!!!”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中指出厂领导违反“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此后我受到了近半年的围攻并成为定右派的罪证之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为了证明自己,把参加革命以来写的三本日记交给市委审查,同时向省委反映,可杳无音讯。当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加上厂领导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的批斗,使我萌生了自动离职并准备向中央申诉的念头。
    1958年5月,我准备好自动退职回杭州原籍,在自己睡的床板上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当晚,我就被揪到厂食堂边的草棚房内批斗,逼迫我承认是右派,可我竭力申辨死不承认。
    16日晚上,厂书记以我要“逃跑”为由,打电话请示,并叫来公安局人员给我戴上手铐。
同年9月,我被定为极右份子,同时开除公职和党籍,送广东三水农场劳动教养三年零八个月。
    1960年,我在广东三水县宝月墟劳教农场“劳教”,主要是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种稻、种甘蔗、有时到场外河浜湖滩采割茜草喂猪当青饲料)。
    那年,蒋介石大肆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我场突然宣布一批劳教人员要到粤北昭关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于我自1958年被错划右派两年来一直没有把真情告诉千里之外在杭州福华丝织厂打工的母亲,她托人写了封信给党中央,此信七转八转转到了三水劳教农场,我于是被加上“不服教养”的危险分子,送往广东省的“西伯利亚”粤北山区。当时我还是个能吃上“营养品”——米糠——的浮肿病号哩!现在的年轻人能相信吗?喂鸡鸭,喂猪狗的米糠成了“营养品”?   
现在到山区、农村去“漂流”当作休闲养生,我们那时的漂流是怎样一个恶劣环境?恐怕到过大兴安岭的伐木知青都能知道此项工作的艰难和险恶。我们伐竹的上游和下游落差很大,垂直距离上百米,如山溪的长度愈短则角度愈大,放竹排人的生命危险也越大。他要先在上游用大姆指粗的树藤把用毛竹扎得紧紧实实的竹排筏放到溪中,然后一个人站在竹排筏上顺急流而下,急流中的高低不平山石阻挡快速前进的竹筏,如果放筏人不眼明手快避开水中的山石,就会筏翻人仰,小则皮肉之苦,大则筏散架人骨折。3月的粤北山区还是很冷的,气温接近零度,当时我上身穿抗美援朝时在部队发的棉军衣,下身就穿一条运动短裤,而双脚因为浮肿病连新买的套鞋都穿不进,因此只好赤脚放筏。谁知就在那天这双套鞋也不翼而飞,让比我更穷的山民“借”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咬牙坚持了一天又一天……
但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超过了极限就会病倒。我终于生病高烧不退,并在左大腿内侧长出了一串水泡,茶饭不思,奄奄一息。好在有一位劳教右派医生,竭力让一位好心的管教队长派四名身强力壮的教养员,把我连夜抬到相隔60里的县城用6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市场很紧缺)挂瓶了好儿天,才从鬼门关拉回了人世间,但至今左腿内侧还留下120x40mm伤疤没有植皮,新生肌肉高低不平。我当时没有打麻醉针就让医生动手术,护士看了都害怕。我想起三国关云长刀括毒箭伤的故事,就把着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自己动手一刀刀的“修理”了起来,两旁的病友和护理人员都闭上了眼睛。我只有一个心愿——不能死,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绝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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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乡杭州萧山钱江农场
1962年1月,我解教回到了原籍杭州,即向中央申诉,不久回答说申诉材料已转回佛山市监委。同年4月,我赴佛山市查询,结果是不了了之。当时我母亲病休在杭,可是杭州当地政府就是不准我落实户口。2月26日那天,我同长庆街道的社会青年—起到钱江农场宁围畜牧场饲料队务农。
    1964年初,钱江农场组建基建连,我当时任三排长准备调往外地,是第一批填写“自愿申请表”的人,并于6月去三门凤凰山农场。但到三门后—经政审即被退回原地。
    这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我帮食堂用钢丝车到三四里外的红卫闸拉盈丰船运来的大米。从红卫闸到四区食堂本来只有45分钟的路程,但那天路上积雪有两三尺深,道路又泥泞,空手行走都很吃力,更别说拉着200市斤重的大米赶路了。车轮子拉不动就用手扳,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下午一点才走到,前后整整花了五个小时。这时才发现内衣已被汗水湿透,冰冷冰冷的。
    1966年5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我首当其冲地被挂牌、游街、批斗,苦头吃足自不用说。但我一直都是不死心的!
    8月,我贴出大字报《在生死斗争面前》。
    9月,我又贴出《造反的艺术倡议书》,当晚8点30分就被农场红卫兵抄家。
    因为抗拒红卫兵抄家,我又被诬为“反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了数个月的“专政”,除了批斗、游街,还被扒去上衣用竹扫帚狠扫背脊,鲜血淋淋。有一次游街,他们强迫我喊自己是“反革命”,但我却高呼“毛主席万岁!”结果被一帮打手捂住嘴巴,吊在篮球架上。但由于我与群众关系较好,所以还是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好了,好了,难道你们要他的命不成”!
    9月4日贴出《致党委的公开信》。
    9月6日贴出《杂感集》。
    10月18日贴出《申辩之歌》。
    11月11日贴出《我的公开信》。
    11月13日再次遭农场红卫兵批斗,并被抓落头发。
    一天晚上八时半,农场四区红卫兵来到宁围,闯进我的寝室检查书报、杂志、诗词、相片的时候,全场各区各队的红卫兵都陆续赶到宁围。他们强迫我跪在广场的石板上,剥光我的上衣用扫把狠扫,直至我的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1967年1月11日,我去北京上访国务院信访站,21日我手持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介绍信离京,回佛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映,要求复查甄别处理,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作结论。
    原佛山水泵厂技术厂长的意见:顾岁荣同志和我—起都在水泵厂工作,当时顾在设计股任技术员,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顾接触较多,我觉得顾在政治上有进步的要求,能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缺点,提高觉悟,工作上也能积极负责,生活上也较俭朴,斗争性也较强,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与建议,在我们的接触中,顾也和其它同志一样,在思想、工作、生话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没有发现过对党不满的右派言论,更没有发现过任何破坏生产的行为,完全没有理由把顾岁荣打成右派。
当年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证明原文:
                                                证   明
      顾岁荣同志于今年一月,由中央文革接待站介绍来我市后,于三月向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反应: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佛山市水泵厂领导打击报复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要求复查。经我局初步调查,认为原对顾的处理是错误的,应重新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
                                                   196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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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3:27 | 显示全部楼层
                                              特照回杭与病退下海
    1972年,我在知青大回城的洪流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考验,有惊无险又一次逃过了劫难,以“特照”的名义,于12月20日回到了杭州,时年38岁。街道安排工作无望,因失学、待业的人在每个街道都不少,我也就主动向街道干部建议办个机械制图培训班,由我义务教学,并到科研部门、工厂企业接些机械制图、设计、描图业务。我的建议虽然没有被街道干部采纳,但因此获得了数个做临时工的机会。
    第一个去处是下城区市政工程队,同去的还有三男一女。后来,我在钢窗厂做过清砂工、在硫酸厂做过机修工、在铜棒厂做过钳工。
    1973年11月,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和省商业厅共同承担了《绿茶初制连续化》科研项目。街道对我义务办制图学习班的建议印象深刻,于是介绍我参加茶机科研项目。这一干就是五年。
    我在佛山水泵厂是做机械设计制图的,错划成右派后,手中的画笔换成了锄头、铁耙、镰刀。1975年,当我重新再提起久违了15年的画笔时禁不住泪如雨下,自问还有什么好奢求呢?我拼命地工作,边学边做,设计制图、采购、协作、安装、工艺试验,样样都干,3年后终于把第一套《绿茶初制连续化茶机》制作成功。
    1978年10月,广东佛山水泵厂贯彻党中央决定给错划右派分子平反,厂里派了两个政治处的干部来杭州,要我写一份申诉材料。在写“自白书”时,我回忆起这后22年“由人变鬼”九死一生的苦乐年华,不由得又一次落下了滚滚的热泪。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努力这样去做,但每每想起 “人变鬼”又由“鬼变人”的人生际遇,仍会不由自主地为往事落泪,真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啊!
    1979年2月,我终于收到了佛山水泵厂发来的公函,函中称改正以前对我所作出的错划右派的决定,并让我复职去上班。不久,我也就又回到佛山水泵厂上班去了。从1962年开始上访征程终于到了尽头,我的坚持也终于得到了回报。
    这里要写一个小插曲:我到厂财务科报销杭州到佛山的车旅费时,出具了厚厚一叠自1962年到1968年去北京、佛山的火车票,财务科长惊奇地问:“难道你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到来?”我当时毫不犹豫回答说:“1958年5月9日我被批斗那天早上,我在床板上就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行墨笔字就是我的证明”。
但一年后,我因母亲身体有病,只得再设法商调杭州水泵厂工作。
    1981年,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司水泵处牵头,邀请美藉华人方根寿先生在镇江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水泵技术的讲座。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学术性讲座不多,所以业内对此趋之若骛。来了很多高等学府的教授,科研部门的专家,但最多的还是各省市水泵厂科技人员。我当时在杭州水泵厂担任技术科长,由于开发qx型单相、三相电泵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让人刮目相看。部水泵处大笔一挥,让我们这个集体编制的小小水泵厂也得到了一个参加讲座的名额,当时厂里还没有技术副厂长,所以就“非我莫属”了。
    方根寿先生浙江永康人,早年抗战时随浙江大学流亡重庆、云南等地就读,1948年赴美留学,后在美国加州定居,经营非洲产油国油泵业务,为报答祖国和母校栽培之恩,多次回国探亲考察,热情向国人介绍他在美从事泵业的数十年经验。
   1989年,55岁的我因身体和其它诸多原因从企业中退了下来,但劳碌命的我不甘寂寞,决定下海经商。上世纪末90年代初,广东江门首先刮起鸵鸟养殖风;鸵鸟是鸟中之王,肉质具有三低(脂肪、热量、胆固醇)和一高(蛋白质含量)的优点,驼鸟皮、毛更是皮革用皮最佳高贵原料。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开幕仪式上亿万人瞩目的仪仗队帽子上的那根装饰羽毛就是驼鸟羽毛,迎风飘逸,雍容华贵。在那改革开放不久的年代,驼鸟让商家和媒体一炒作,被吹得神乎其神,竟然成了当时人们眼里的“金凤凰”了,非洲鸵鸟的价格由几千元一只炒到了30万美元一只。
   1995年转业到湖南省科委的原空十八师场站夏付站长来杭,他向老战友们讲述了一位杨姓战友在江门养驼鸟发了财的故事。那些牵头友谊活动的战友,闻讯后立即召集讨论此事,会上多数人跃跃欲试,我却持反对意见,毕竟鸵鸟肉不是中国人传统食品,皮具太高档,普通百姓也未必消费得起。但大多数战友还是被高额利润所诱惑,因为通过熟人,进价又可以便宜很多,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决定集资。我当时投了一股5000元,多的一位竟投资5万元,一下集资了30多万元。慎重起见,又派了一个三人小组(二名战友一名沈家坞农民)去广州、江门调查、考察,一周后以每羽3万元(当时市场价每羽3.5万元)带回两只公鸵鸟和5只母鸵鸟。当即围场造了60平方米房子与50平方米鸟舍棚,又买了单价2000元的鸵鸟蛋20只,30万元资金也就花得差不多了。之后又到上海、北京、广西等战友处集资了30万元。在悉心经营下,到1994年农场规模发展到有70多只小鸟9只大鸟,可下蛋的母鸟有8只。2000年在杭州家友超市上架,广大市民吃上了在杭转业空18师离退休老干部养殖的驼鸟肉。
然而,市场泡沫经济是无情的,不久驼鸟的行情一下子暴跌了一百倍,60多万资金10年后破产,结算时1万元只回收了100元。至于投入的精力更不用说了,总结经验主要是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由于资金太小规模不大,未能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加上泡沫经济落差过大,哪个商家吃得消?所以注定要失败。所谓“得”,恐怕就是企业中军转干部发挥余热的能量不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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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诸勇 于 2016-6-4 06:57 编辑

                                              看望病友与支援灾区
      甘大雅是1964年调往龙泉河村良种场去的龙泉回杭知青,他身高一米六,体型略瘦,左脚微拐(小时爬树抓鸟摔坏的),五十几岁的人虽头发花白但两眼炯炯有神,平日不修边幅,鼻子下还留撮胡须。他家在原杭州水泵厂老厂房西北角一排矮平房西的第一间。未进他家门,就有一股刺鼻烟污味迎面而来。30平方米的房子被一分为二,他自住那间约15平方米,后面半间连着6平方灶间租赁给外地人,每月租金200元左右,那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另外再从钓鱼、拣破旧废品增加一些收入。唯一的养子在服刑,每个季度收完房租,他一定要去监狱看看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我看了满屋破烂废品,在“人间天堂”的美丽杭州,在热闹的四季青服装市场附近,在车水马龙的清泰立交桥东堍竟还有这样一个贫民知青户。甘大雅这样的日子大约熬了十多年,知青每次活动都免收他的钱,还把吃剩的酒莱让他打包回家。那天我到他家已隔二天了,他还在吃聚会时打包带回的食物。
      过了段时间,我去水泵厂老职工宿看友人,又带些食物去看望甘大雅,那时“孤家寡人”的他边抽烟边饮酒悠然自得。前年才退休,手续办了一年也不到。一天,他突患胃出血,但因无力承担800元的诊疗费只得配了点药回家,第二天就鸣呼哀哉!是我与几位龙泉知青联络员和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帮着收送火葬场的。甘的养子所在监狱的管理部门获悉后,准许他请假四小时参加告别议式。知青甘大雅就这样划上六十年辛酸的无幸福可言的人生句号(若有一点的话,那就是几次龙泉知青与他茶话会时的欢乐)。
      1997年8月18日,三门凤凰山农场遭受百年未遇台风,海圹倒塌,海水倒灌,农场变泽国,我及时组织钱江知青捐衣,捐物装车直奔三门。我还是钱江、龙泉、三门三地知青联谊活动的总召集人,联谊会名誉会长。
      近来,我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帮助在住房上有困难的部份知青,为他们办点实事,多次与在闲林镇办养鸡场的知青后代,协助浙江知青网筹建“知青(养老)乐园”,让弱势知青不再像甘大雅那样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尽自己微薄之力,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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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5:19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宁下乡记
周祖德
                                                          退学下乡
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根据部署,浙江省委开展反右派斗争。1957年 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源时奉命到杭州一中作整风动员报告。
此时,杭州一中57届的唐寅,在观看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之后贴出一张大字报:毕业=失业。我的一位邻居积极声援,写大字报说:“阶级路线”乃歧视人。同样,我班同学陈怀源也支持唐寅。而我当时的观点是:新旧社会本质不同,故“毕业≠失业”。
就在辩论“毕业是否等于失业”时,我以“和尚”为笔名写了章回小说《沙和尚游记》,想学历史老师咸信那样,远离政治。然而,我还是被卷进政治旋涡。在学校举行元旦文艺汇演前,爱好话剧的我,把“毕业是否等于失业”这场辩论写成剧本,想真实地反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杭州一中学生的状况。后来,审查节目的学生会干事告诉我:团委书记不同意演出。当我问这位团委书记“剧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时,他避而不答。
1957年底,浙江团省委到杭州一中搞整风试点。班级团支部加大了对有“错误言论”学生的批判力度。第一天,班里对陈怀源批判时,我说了一句:“当时劝你,你就是不听。”第二天,有一同学向我发难,说我对陈怀源讲话是“劝告为假,支持为真”。他还说:你曾说过失学青年25斤粮票不够吃的问题,实质就是反对统购统销。幸好剧本一事,知晓人不出声,就没成为批判的重磅炮弹。这样,直到1958年2月初学期结束,我始终是团支部批判的对象。
此时,好朋友张海鹏、俞育龙、贺百年等对批判我保持沉默,沈加宁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与我接触。在那么寒冷的冬天,我们俩在小北门旧城墙上,在六公园西湖边的长凳上,侃侃长谈,难舍难分,探究“前途”……在无奈的环境下,我们俩决定:退学支农。
我为什么要“退学支农”呢?一是新学期里,我的减免费和助学金全部取消,家里无钱供我读完高三下学期;二是我在高二年级考试中十四门课有十一门五分、三门四分,又是班干部,一天内就被批得名誉扫地,实在无脸抬头;三是3月初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操行评定“丙等”给了我当头一棒;四是读大学已无望,那么高中毕业与否,也无关紧要了。
恰好,担任居民区主任的母亲,正在动员1956年下乡返杭的闲散人员重回农村。我的三舅于1956年去海宁县许村区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社务农,母亲就把我和大弟秉德委托给三舅。这样,我和秉德就一起到街道办事处报名下乡。
鉴于居民区主任的儿子支农在街道有影响,街道办事处领导一定要我介绍“先进思想”。真正的想法怎么能说呢?我硬着头皮唱高调,说自己是“向杭州一中57届陈寅同学学习”。1957年10月,陈寅高考落榜,到半山石桥乡插队落户,杭州一中老校长金亮曾紧急集合全校学生,亲自主持欢送会。他说:陈寅是一中的光荣和骄傲,是有知识的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1958年3月初,我和大弟秉德到教导处提出退学。一位老师问清情况后,沉重地拿起钢笔,十分惋惜地写上“支援农业生产”,贴上照片,盖好公章,交给我们两张退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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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16:05 | 显示全部楼层
                                                       填埋钉螺
1958年3月24日下午,我和秉德乘车从杭州到许村站。下车后,我俩轮流挑着行李往许村镇走去。镇上离车站有三里地,我们边挑边走边歇,向着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生产社前进。
快到荣丰社地界时,一位穿着旧军装的干部从后面赶上来,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到荣丰高级农业社三大队十五小队去。”一听是同路,他主动帮我们挑行李。在路上,他说自己是志愿军,名叫屠天倚,到这里搞血吸虫病防治,还拿出志愿军军功章给我们看。跟着他抄近路,我们很快到了癞狮坝。
癞狮坝在报国村北,是上下河交汇处,凡是上河的船到下河去,或者下河船要到上河去,都在此过坝。我三舅住在坝北,我们到家后,向他介绍了屠天倚,当晚请他留下来吃饭。
荣丰高级农业社在解放初属报国小乡,后为报国村。社办公室处在整个农业社的中心位置,它原是一地主的房屋,没收后作办公室和蚕种场。农业社社长是莫家塘的叶有兴,四十五六岁,身材魁梧,待人热情,办事认真;党支部书记是庙前的张兆根,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副书记也是庙前的,叫康柏清,四十五六岁,是区供销社下放干部。当时,办公室旁边的蚕种场被当成治疗血吸虫病的临时病房。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灾区。1957年底和1958年初,荣丰高级农业社作为治疗血吸虫病的试点,从嘉兴地区(包括湖州市地域)调来医生和防疫人员治疗病人,又动员农民深埋钉螺。而屠天倚则是海宁县防疫站的员工,此时恰好在癞狮坝,组织农民采取土法埋灭钉螺。
填埋钉螺在血防工作中非常重要。血吸虫是人畜互通的寄生虫,主要传染源为病人和患病耕牛、受感染的羊、猪、狗、马、鼠类等。血吸虫通过钉螺传播血吸虫病,从而形成原发性疫源地。
农民把钉螺集中后放入深沟用厚土填埋,效果较好。荣丰农业社的领导高度重视血防工作,积极配合地区防疫站要求,放下田里的活,用补贴工分的办法,把生产小队的劳动力都调过来,采用五氯酚钠、血防-67糊剂、石灰氮等药物进行喷洒,让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
血防工作除了深埋钉螺外,就是安排生血吸虫病的人住院治疗。我们到达荣丰社后,看到许多病人住在生产社蚕种场里治疗,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患病的人往往有头重脚轻之感,不能随意下地和外出。家属中传言,如果不小心摔倒,病人就有死亡的危险。听说在江西新余县就有过这事。
完成这里的血防任务后,屠天倚就回县防疫站去了。再见他时,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2年。他到杭州看我,一见面就说我瘦了,要增加营养,愿意帮助我买便宜的鸡蛋,并说用军功章作为抵押。出于对“最可爱的人”的敬重,我在负担小弟读书的艰难条件下,拿出买饭票的五元钱给他,并送他到城站上车。此一去,就真的杳无消息了。直到文革后期,秉德告诉我:屠天倚已患癌症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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