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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诸勇

《迁徙的人生》杭州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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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2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学编筐
苏 江
东河三年,我干过不少农活,但“技术含量”最高的,要数编筐。那时生产队筐的种类很少,只有土篮子和柳条筐两种。可别小看筐的作用,这可是农家不可缺的用具。相比而言土篮子粗野,用途比较大,担土挑粪,收菜摘瓜都少不了它;柳条筐细巧,我们常常用它来点种或撒化肥。      
1970年开春,队长安排我和LXZ跟老杨学编筐。刚接到活时,我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不用到大地里吃苦了。可真干起来才知道这活一点也不轻巧。编筐需要条子,老杨给我们一把镰刀和一根绳子,带着我们到屯子边的山坡上去割梢条和柳条。春寒料峭的近坡背阴处偶尔可见污垢残雪,但向阳的一面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融化的雪水渗透在肥沃的土壤中,向阳坡上一簇簇一丛丛的灌木在风中摇曳。我们开始割条子,梢条硬,磨快的镰刀马上卷了刃,没办法,我们只好用砍割的方法来对付。沉默寡言的老杨摆了摆手,让我们去割软软的旱柳条,下山时他背梢条我们背柳条。  
我们的加工场地放在知青食堂,那里摊得开,靠墙角处放满了崔木匠为我们准备的筐梁。筐梁是用直径2-3厘米的小树棍经过热处理加工成弧形,两截梁头用铁丝绷紧。原指望老杨会手把手的教我们,谁知他让我们照葫芦画瓢跟着他编。只见他用较粗的梢条搭成“米”字作为“经线”,再把其他条子插进相交的缝隙中,边穿行边用手向里推靠,上下咬合,密密实实。底打好了,他把弧线筐梁的铁丝处放在圆形筐底的下面,然后用条子裹紧筐梁和“经线”穿行往上编筐帮,编到一定的深度和敞口的角度就可收口了。收口时老杨郑重其事对我们说: “编筐窝篓,全在收口,这个口收不好,筐就会散架子。”这是老杨对我们两位女学徒说的最有价值的“术语”。实践证明收口确实重要,收口光靠条子的梢头是不行的,需不断往里加条子才行,加的条子又不能龇在外面,要拧成麻花状才美观,拧完一圈筐边,还要把多余的梢头插到筐边与筐帮交接处的缝隙里。我们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编好的土篮子,怎么看都像南方的“榨菜包”,七高八低龇牙咧嘴的。我只记得老杨挑了一堆毛病,什么筐底编得不密实,筐帮稀松,收口太毛糙,临了说了一句“你们劲太小了”。我们很沮丧,但又不服气。我和LXZ琢磨了好久,觉得还是得找点投机取巧的办法来弥补我们力气的不足。我们来了点不容易被师傅发现的“创新”。打底转圈编筐底时,我们不用梢条改用粗柳条,柳条软,很容易做到密实;编筐帮时,一人准备了一根像擀面杖似的硬木棍代替手劲往下敲;收口时加条子,我们专捡细细柔柔的柳条裹在里面,既好拧又美观。两个月下来,我们手上缠满了橡皮膏,编的土篮子和柳条筐总算有模有样了。但说实话,肯定没有师傅编的筐那样既结实又耐用。      
打那以后,田间地头,水库工地,农家小院,公路两旁,只要看到土篮子,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2008年奥运会工程“鸟巢”竣工时,不少新闻报导讲到 “收口”的重要性时,我顿悟:老乡说的大实话,含有很深的哲理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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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啊!遥远的猪们
东河小猪倌
那时,我在东河,队长看我年小体弱,动了恻隐之心,分配我去跟老郭大爷喂猪,以免除下地风吹日晒、蚊叮虫咬之苦。
可喂猪也是不轻松的,除了清扫猪圈,烀猪食,每天要挑八担水才能挑满那口大缸,挑得我肩膀肿起,手都抬不起来了,不止一次掉过泪。有时万刚会和我换工,他帮我挑水,我帮他切豆饼。
但也有轻松快活的时候,就是每年春天,草木发芽,这时就要把猪放到大草甸子去,早出晚归,回圈再吃一顿主食,这样既省饲料,又锻炼了猪的体能,怪不得北大荒的猪除了要养肥杀吃的克郎猪(劁过的猪)不放出去,其它猪都很精干,没什么肥大蹒跚的样子。放猪要持续到秋天,在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继续扫荡,等到冬天来临,放猪结束。
自然,放猪理所当然由我年轻人承担了。每天早上,我的行头是这样的:一个军用书包斜挎在肩上,里面装满了苞米粒(还有一个馒头或大饼子,是我的午餐),以控制猪群的乱跑。老郭大爷再三叮嘱省着用,一条长鞭,哪个猪不听话就打它,这可算是恩威并举了。春天的大草甸子万木生长,绿意盎然。猪们欢快地吃着嫩草,并嬉戏着,我俨然像一个指挥官巡查着我的部队,在那一望无垠的大草甸子,天地之间似乎就只有我一个,蓝天绿草,风吹草低见猪们,心旷神怡。从小爱唱歌的我充分发挥了我的歌喉,一首首唱着,把所有从小到大学来的歌都唱遍了,几乎不重复。(以后我回杭曾打过擂台,比赛歌词中有“毛主席”三个字的歌,获得那个区域的冠军)啊!那清脆嘹亮的歌声,飘得很远很远。有人说我放的猪很幸福,天天生活在音乐中。是的,每当歌声响起,猪们都快活地哼哼着,有的猪就在我身边停止了咀嚼,看着我的小眼睛充满了崇拜。
放了几天猪,有一次,我发现远处有两个黑家伙身影挺大的,互相扑来扑去,由于太远看不清。回来有人说可能是黑瞎子。我害怕了,去跟队长说,他就给了我一杆三八枪和三发子弹,打一发要拉一下,再上一颗子弹。我顿时勇气百倍,从此放猪就多了一件行头,书包与枪交叉背着,好不威风。(现在想想很可笑,真要碰上野兽能有用吗?)
当你深入到猪的世界里,你才发现是多么的有趣。刚开始,我怎么也搞不懂,那荒芜的大草甸子,那光秃秃收割过的土豆地、大豆地,怎么也看不出有吃的东西。但猪们总是哼哼着,乐此不疲的用嘴无休止地拱着,咀嚼着。渐渐地我发现,它们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嫩草根,土豆,大豆等。以后我回杭时,曾在资料上看到,猪的嗅觉超灵敏,据说法国树林里有一种价比黄金的菌类,好像叫松露吧,就是用猪靠它灵敏的嗅觉去发现的,其它动物都不行。哦!聪明的猪们。
在猪的世界里,等级是森严的。我发现一头老母猪最有权威,就像今天的董事长,它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有东西吃的时候,按规矩就是它先吃,然后是“中层干部”——那些半大猪,最后才轮到“小职员”——一群小猪。每当那头老母猪吃饱喝足后,在阳光下舒服地躺下时,总是有两头小猪轮番上去用嘴给它挠痒痒,那个细致、轻柔劲儿,简直人类也比不上。在需要爬到它那庞大的肚子上时,怕尖尖小猪蹄踩痛“董事长”,小猪们竟然都是跪着挠的。好几次我气不过,决定做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用鞭子破坏了这些场景,回去后还向老郭大爷反映。但老郭大爷告诉我,这里一大半的猪都是它生的,可谓是老祖宗。啊!原来它们是孝顺的儿女,它们也有尊老的美德!我释然了。
还有一头大白母猪,品种叫哈白猪吧,有两、三百斤重,它已有五六年不生小猪了。我纳闷,为什么它白吃白喝,也没受到猪们的歧视?老郭大爷告诉我,多年以前,不知怎么,一个黑瞎子可能饿急眼了,也不冬眠了,半夜里跳进猪圈,抱起这头白母猪就跑。村里的民兵拿着枪一直追到八盖,可能老母猪太重了,熊终于放弃了,扔下它跑了。它受了惊吓,再也没生过小猪。至今,它的屁股上还留着那狰狞的熊爪印。我明白了。哦!善良的猪们,善良的老乡们!
也许我年轻时和猪、牛、马打交道多了,直到现在,我还是那么喜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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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0:14 | 显示全部楼层
2 生活在此处
我的山间小屋
峥嵘岁月
当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锣鼓声中,我和许多同学一道,告别了亲人和朋友,下放到了皖南地区一个偏远的山村。
村里为我搭盖了三间毗连的小茅屋。
小屋依山而建,纷披的茅檐远看像个硕大的野蘑菇,泥巴垒的墙,结实而坚固,风雨中安然,不必吟唱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小屋是我“第二故乡”的栖身地。它置身于廖阔、广袤的山野中,具有独特的情调和韵致。
开门见山,迎面一带苍色叠嶂。清晨,山上送来清新、纯净的空气,可清醒哪怕久已困顿的身心。山在晨曦中是深蓝色的,到了黄昏则苍苍茫茫显得浑厚而庄重。而暮霭中它又以神奇的变幻多姿而欣然悦人的眼。山上有着大片的松树林、杉木林、翠竹林,葱茏掩映中微露弯曲的羊肠小径。山中多鸟,太阳落山后,远远可见密簇簇归巢的鸟在林间盘旋。有时喜鹊、乌鸦、布谷鸟也来光顾盘旋,不过它们只是短时间的停在屋顶或广播喇叭木杆上鸣叫着,只有麻雀把窝筑在村头的老槐树上,而秀媚、袅娜的黄莺、画眉等则需我躬身上山拜谒,方可见到它们的倩影,方可听到它们的玉音。
村庄离小屋约十多米,一大片错落的建筑群,只是山凹中点缀的风景。清一色的灰砖黑瓦,屋椽尽管岁月深久,仍可看出是上好的杉木,家家隔墙的板壁也尽是宽厚而结实的木板,令人联想到大山资源的丰富以及它慷慨的馈赠。
村里人不论进村出村,都从我的门前经过。上工的时候,牵牛扛犁的乡亲们都习惯地冲着小屋高声地喊:“学生娃,上工喽!”听到我的应声,他们快活地唱起山歌,粗犷、浑厚的歌声能一直伴我走到田间地头,好像到田里精耕细作是一件多么令人舒心的事。
待到收工,天色已渐暗。我又饿又乏,多想喝上热水,吃上热饭。
山伢子刚放下镢头就已经前脚搭后脚地跟进屋,他们有的帮我挑水,有的帮我添火做饭,有的送来柴禾,送来当地的霉豆腐、萝卜丝……
在小屋里,在与乡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接受了最诚挚的情感教育,最高尚的品德熏陶,这些都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如今,小屋虽然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是岁月冲淡不了它曾有过的记忆。每当我想起那间山村小屋,眼前常常浮现一片郁郁的绿,浓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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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0:3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自留地趣事
阿蓓
下乡时最难以启齿,但心里最眷恋的是那自留地。知青,谁也不愿给人说成是小农经济的典范,更何况那些革命者成天叫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那小小的自留地,却让我对土地有了深深的感情,它的奇妙是你心底里快活的源泉。
我的自留地,大概三四分,分在屋后山坡上。那里是竹山刚开挖的,土地松松,很是肥沃。别说,就那么点地,要种好它实属不易。因为吃的菜,零食什么的,全靠它那里打理出来。
干大田的活从不需要我多动脑筋,但种自己的地就完全不一样,就像不怎么喜欢小孩的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感情就两样了。
我学农民种菜,第一年老长不好,每天心里那个急。看我那么劳碌,有人教我月夜里给菜一棵棵拎拎高,我知道他们在作弄我,不料传来传去,还真变成女知青种菜的笑话。
还记得那次挑满满的粪桶上山,那山坡斜斜的,一个趔趄,粪水浪了一身,臭得受不了。愤愤地,我也冲口骂粗话。后来感谢自留地在我上面的富农,在山上挖了一眼泉水,省去很多麻烦。
我的舅舅是上海的蔬菜专家,特地给我准备了很多新品种的种子。我的地里种了黄瓜,黄狼小南瓜,还有四季豆等等。等我的黄瓜挂满了支架,每天用腰子篮采了送人。这时乌鸦也来频频光顾,我借了农民的猎枪,狡猾的乌鸦恨透了这黑洞洞的枪口,在天上呱呱盘旋,却不敢下来了。四季豆的地里,不知道怎么地疯长了一棵植物,藤蔓延了很长很长。好几次想除掉它,可是那紫色的根茎很粗,很割手。等到有一天,密密麻麻紫花开了,原来是棵扁豆。秋淡时,它不断长出来的豆角,成了大家盘中的好菜。我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没有家人给我零用钱和食品,可是我却源源不断地把乡下的土货带回杭州。
我琢磨着种番薯、黄豆。除了虚心向老农学习外,还认真研究农村科技报。(每个队都有)我的自留地精耕细作,那黄豆长得牵藤了,拉直了有一人高。农民诳我:枝叶太兴不结果。我又天天担心,哪料结的豆子又大又圆。种番薯要翻,拉着越长越长的藤翻向反面,这有趣的农活也给我独个人的知青生活带来游戏般的开心。我考虑:种番薯要想个头大,水分一定要足。于是我特别关注天气预报,每次快要下雨了,我就铲好土等待老天的施恩。等丰收了,我一担担挑下山,姑娘们都高兴地拿秤来称。
最难忘的是芥菜的丰收,一半由于土质好,一半也是我的心血,绿油油的长得像胖娃娃,费劲得像拔萝卜一样,仰天一跤才能拔起。我要把它做成笋干菜,可是那年春天老下雨,只得把那些菜晾在房东的堂屋里,结果麻绳都不堪重负。农民们都对房东大伯感慨:我们怎么会种不过城里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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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1:07 | 显示全部楼层
那块羊卵子大的自留地
由之
1971年开春,我到长湖插队的第三个年头,队长决定给我分一块自留地,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这是我当了多年农民后,首次有可能像真正的农民那样,得到一块自留地。      
同其他公社插队的杭州知青不一样,在县农场青年队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小天地里,如果有任何人提出自留地的问题,一定会被当成是哪里的天外来客。到了长湖,队长根本把我们看成是农村的临时“工(农?)”,不给盖房子,当然也不分给自留地。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队里的几百亩集体耕地,除了二亩韭菜以外,全种的是粮食,这让我平时的吃菜成了大问题。虽然队长郑重承诺我可以随意吃队上的韭菜,可即便是山珍海味,也架不住天天重样地吃。何况韭菜难消化,吃下去滴绿,屙出来绿的,原封不动穿肠而过,天晓得有多少营养留在肚皮里。我每天上午收工回来擀一张面,撒一把韭菜当中饭。晚上焖一锅米饭,边吃饭边烙饼,第二天把剩饭煮成泡饭,就着烙饼当早饭。感谢家里带来的咸笋干,只要咬下老鼠屎大的一粒,甚至舔一舔,就可以骗下去一口大米饭,每一根都可以俭省着吃两三天。      
那时候,社员都是有自留地的,而且都是队上最好的地。丈量自留地的田亩数时,尽量放松了尺码拨算盘,这是上下都心照不宣的事。也难怪,当时集体的地,平均亩产五六百斤就很了不起,自留地里,八九百斤也稀松平常。每人三分自留地,在农民一年的家庭收入中占着很重的份量。
社员的自留地大多用来种麦子。“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百姓都懂的道理。他们平时吃面条多,有一碗油辣子就能下饭,但也有的人会留一点菜地,调剂一日三餐。有的队还会在自留地之外,专门划一小片菜地分给各家各户。那一年,好像是队里的人口有了较大的变动,同队的另一位知青也早已去了煤矿,队委会决定调整自留地的划分,顺便给我分一小块菜地。     
分地的那天,真有点土改的味道,只是没有挨斗的地主。有关的农户都到场,簇拥着几个拉皮尺拨算盘珠子的队干,争论着田块的高低、远近、地性和墒情。最后剩下一块夹在几家中间、实在无法分割的、比两张圆台面大不了多少的茄把子地,就算是我的了。      
保管员拉开皮尺要丈量,队长挥挥手说:“羊卵子大的一块地,还量毬个啥?”      
会计说:“总得留个底,登个册子吧。”      
老成持重的副队长歪着脑袋目测了一下,说:“撑死,也就二厘的样子,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队长说:“那就二厘吧,八九不离十。”完了转过脸安慰我说:“你不缺粮,就种点菜,一个人吃,也够了!”停了停,又说:“到社场子拉几车粪,没给你盖房子、圈茅房,你没肥料,咋行?”      
“行,就那么个!”我心里挺高兴。      
那时候,我满脑子的“主义”和“思想”。粮食?够吃就行了。菜?吃不完莫非上街去卖钱?那不成了啥啥的——尾巴?      
有这么一小块地,真的让我很开心,哪怕它只有羊卵子大。我又可以像小时候侍弄我的百草园一样地摆弄那些“冬瓜豆蓬”了。老实说,当了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跟着众人在大田里翻地、挖渠、薅草、收割、打场,从来没有真正地“种”过庄稼。而且那种干活方式,从来不会让你有土地主人的感觉,你就是队长的长工,你没有权力决定一块地、一棵庄稼、甚至一粒收获的命运。其实,队长也是上面的雇工,上头吆喝啥,大家就干啥,同机器没多大区别。但是在这一块羊卵子大的地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种啥、咋种、种了咋吃,吃不完咋卖,甚至种上了再拔掉,收获了再扔掉,也没人会把我咋的。这让我有一种当了小地主的满足感。正是那种感觉,让我忽然明白了这些被唱作“向阳花”和“藤上瓜”的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为什么总是在集体地里拄着锹把栽盹养神,一到自留地就精着咕鲇冲锋陷阵。   
我们队上的“老虎”经常说一句话:“干啥的务营啥。”我就非常敬佩那种把自己的事情“务营”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的人。他们的院子永远纤尘不染,他们的农具擦得同战士的步枪一样锃亮,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储物间里,随时可以拿来使用。他们的自留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和一块坷垃,土地像毛毡一样均匀和细密。现在,我也可以在自留地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了。      
以前在大田干活,一把锹和一张锨足够了,为菜地锄草整地用的农具我是没有的。第二天我就借了一把锄头,开始“务营”起那二厘自留地来。别看羊卵子大的一块地就让我乐得屁颠,但我只是想体验那个过程、那种感觉,并不想像个“扎根派”似的花钱添置那些平时用不着的精细农具。      
我从社场子拉来三车土粪,撒得匀匀儿的,然后学着那些老农的样子,先用锹深深儿的翻一遍,晒了几天,又用锄头把土坷垃打得碎碎儿的,把地整得平平儿的,把田埂铣得光光儿的。这些活儿,都必须在集体收工以后,并且完成了自己一日三餐淘煮吃涮任务之外的时间去做。常常在早饭后或者晚饭前的那一会儿,我就提上锄头去了。一边干,一边思谋着该种点啥,既可以让今年夏天的餐桌变得丰盛些,又能让这种丰盛尽可能细水长流地多保持些日子。许多老农七嘴八舌地帮我建议,我快乐地应承着。我的房东大娘常说:“娃娃勤,疼死个人,娃娃懒,饿死没人管。”被社员们看成是个“勤利”人,那感觉真的很好。      
地整好了,我先在最北边种上三垅莓豆,种子是副队长给的,这东西有藤蔓,开小白花,带着那么点诗情画意。接着又栽了两行茄子,一行西红柿,苗是会计家栽剩的。这三样东西可以陆陆续续让我摘几个月。辣椒不要,那时候我还不爱吃辣。剩下还有大约四成的地方,向保管员要了几个马铃薯,切成带芽的小块种下。最后又在田埂边上扎满了蚕豆、点了几窝面瓜籽,这是在青年队时,老王利带着我们干过的活。      
我每天早晨都会去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哪怕地已经整得像筛过一样细,草已经除得像剃过一样净,还是愿意拄着锄头把,欣赏清晨金色的阳光下那一小片缤纷的绿色。粉绿色的蚕豆秧,率先开出了黑白相间的花,像粉蝶在跳舞;破土而出的嫩绿色马铃薯苗,像孩子刚出的乳牙;茄子秧在一天早晨抖擞起精神,伸展开因为移栽而打蔫的绿中带紫的叶子,像生病的孩子突然恢复了健康;莓豆翠绿色的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像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在撒着欢儿转圈圈。      
终于,我的自留地开始收获,每天都可以从那里带回一捧魂灵儿都未出窍的新鲜蔬菜。我的小桌上除了白色的大米饭,也有了绿色的凉拌莓豆、紫色的干炒茄子、黄色的焖面瓜、红色的西红柿汤,这都是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对我的馈赠,我孤寂而单调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到后来,那块羊卵子自留地上的产出已经超出了我的消费需要,我把一部分果实馈赠那些经常帮助我的农户,如同这块土地把它们馈赠给我。      
一个深秋的清晨,副队长喊我:“快把你的茄子柿子摘走,下霜了。”我到田里一看,所有的苗都好好儿的,除了叶子和果实上一层厚厚的水晶般闪亮的白霜。“别看这回儿啥事没有,”副队长对我说,“等霜一化,立马打蔫。”我将信将疑地把所有剩下的大大小小的茄子西红柿摘回家,中午再去看时,那些茄子秧柿子秧的叶子都缩成一团,零零落落地挂在发黑的枝干上抖瑟,我这才领略了秋霜的杀伤力。后来听说,经霜的茄子杆能治冻疮,是否因为它曾经经历了如此凛冽的考验?     
初冬到来的时候,我匆匆收获了自留地里的最后一批成果:大半麻袋土豆,把它放在我住的小屋中央,锁好门上的扣,挑渠去了。      
那次挑渠,我当保管员,几天以后回生产队办事,贫协组长找到我,要买那袋土豆, “女儿出嫁,需要土豆办席。” 他解释说。      
我犹豫着:“我还指着它过冬呢,给了你,我吃啥?”      
他说:“你一冬都在挑渠,不愁吃。可土豆一冻,就吃不成了。”      
这我知道。我想了想,说:“要不,你拿去用算了,不要钱。”      
他不好意思了,踌躇着站在我的门前。我问:“要不要?要了赶紧拿走。不要,我锁门了!”我那天有急事,实在没工夫跟他纠缠。  
“要不,我给三十块钱,”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往外掏。我挡住他,坚决不肯收。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肯定脑髓搭牢或者是溲泡饭的酸气发作,想显示自己的高尚?还是嫌钞票烫手?一根筋地非就不肯收那个钱。当时哪怕说一句“你先拿走,过两天再说。”大家也都有个台阶好下。人都是要自尊的,贫协组长最后还是无奈地收起钱,怏怏地走了。二十郎当的我呀,好不懂事唷!      
我后来又回过几次生产队。摸摸那袋土豆,冻得硬邦邦的,我知道完了,没戏了。      
挑渠在春节前结束,接着是演剧队,再接着,到大队部当出纳,把铺盖都搬走了。开春后的一个上午,我回到那间小屋作最后的清理,打开扣上的锁,明媚的阳光从推开的房门泼进来,房间正中,那袋土豆的下面,有一滩融化的水。      
“可惜了。”门外一个声音在说,是贫协组长。     
是可惜了。那二厘自留地里将近一半的收成,就这样化成一滩乌黑的水。我这样想,有点心疼。      
不久,我就离开了长湖。那块二厘大的羊卵子自留地,我就种了一年,确切地说,是种了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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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的“家”
虞哲杰
三十五年前,我下乡到黑龙江省虎林县扬岗公社四队,当时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三十二个男女知青被分散安排到老乡家住。我和沈宝国、毛惠清、詹亚平四个人分到老吕家。老吕家只有一间房,房里是南北炕,他们全家四口睡南炕,我们四人睡北炕。每天晚上,老吕家人都要等我们睡下了,才吹灭了油灯脱衣睡下。住了几天,我们实在感到别扭,因为东北人习惯脱光了上衣睡觉,而老吕家的大闺女已经十七岁了,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么同睡一屋实在是大不妥。我们决定搬出去住。
在村里转了一大圈,我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粮墩”。这是一个用泥垒砌起来的圆型土墩,一人多高,上面茅草盖顶,没有门,只有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窗”,是早几年队里储粮的,住四个人绰绰有余。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动手打扫,泥地上垫一层高粱秆,再铺上长木板就是床,又拉起挂衣服的细铁丝,“窗门”真正是名副其实,又做窗又当门,晚上拿一块木板,用木棍一顶,就关“门”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为了庆祝,那天晚上还特地买了瓶“北大荒”老白干。搬进新“家”,又喝了酒,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等迷迷糊糊睡去,该死的上工“催命钟”响了。一看表才凌晨三点,没办法,只好穿上棉袄,爬出“家”门,下地去干活了。
我们的“家”独门独户,这让别的知青颇为羡慕,却不知麻烦更多,吃饭、喝水、撒尿,进进出出的都要爬“窗”。这里的跳蚤大概是久不闻人味了,半夜里大军光顾,只得点上自制的煤油灯忙乱一阵;那时虽然已是四月,但东北的春天还是很“冻人”的,夜里冻醒了,就抽出皮带将脚后跟的棉被扎上;茅草屋顶很是破败,白天下雨还好,拿一只只脸盆接漏,晚上懒得起来,被子潮了,第二天捧出“屋”外,铺在草甸子上晒太阳;最糟糕的是半夜里尿憋急了,只得爬出来到广阔天地里去方便。有一个雨天,待在“家”里不出工,我正用橡皮膏补裤子,只听见旁边沈宝国一声惊叫:“蛇!”是条一尺来长的小蛇。毛惠清胆儿大,用一根木条先将蛇卡死,再把它挑起来,扔到“门”外,总算免除了一场“灾难”。
三个月后,“知青房”盖好了,我们告别了“粮墩”———我们的第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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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闲话在北大荒时吃猪肉
中兴大队
猪年到了,不禁又让我回想起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时吃猪肉的事来。
记得到东北后的第一次吃猪肉,是在我们刚踏上北大荒的那天晚上,腰屯公社领导招待我们吃了顿晚饭,伙食是一菜一汤加白米饭大馒头。那菜大概是猪肉炒粉条,汤是酸菜白肉汤。这顿饭给我们的感觉真是香极了!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一路车旅辛苦,直到晚十点才吃上饭,肚子饿急了吧,但那晚的一菜一汤绝对是最好吃的佳肴,尤其是酸菜里的白肉片,薄薄的肥肥的,同酸菜一起味道更显得鲜美,与东北柔软的大米饭嚼在嘴里感觉满嘴油灿灿香喷喷的。我们一个个的坐在长长的火炕沿上吃了一碗又一碗,食堂管理人员端着菜盆拿着勺子来回不停的给我们添着菜,一口一个“慢慢吃,管够!管够!”当时我们那吃相真有点像是刚从贫困地区出来的样子。这东北的第一顿饭吃得真饱真舒服!大家把火车上带的剩米饭都悄悄地扔了。吃饱喝足后躺在大炕上,我还犯迷糊了:这北大荒还真不错哎!也许我们真的到了小学课本上描绘过的“棒打狍子瓢掏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样的地方了。
本以为下乡后这样有猪肉的一菜一汤总会经常有得吃了。谁知道第二天到了队里,这以后虽然主食中的大米馒头偶尔有,因为我们是吃供应粮标准,有细粮搭配的,但副食中就再也没有猪肉给我们吃了,而且这一年中几乎没有尝到过猪肉的滋味。
其实那个时候吃猪肉本来就是奢侈品,即使在家里时也不过一个月凭票每人供应几两肉,那在黑龙江农村下乡吃不到猪肉也不奇怪了。不过在东北农村倒是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头猪,队里都有一二个“半拉子”当猪倌,出工前把每家每户的猪都统一交给猪倌去野外放猪,像放羊似的,晚上收工后各家再把自家猪领回。要是雨天,那猪就在自家门口自由自在地晃悠着,或是在门口脏兮兮的泥潭里满地“呼呼”打着圈,或是上简易茅房里找大粪吃。不知为什么,我们屯里的猪就是喜欢吃人粪,你要是蹲在茅房里面方便,总会有好几头猪在外面不停地跺着脚,“呼嗤呼嗤”着急地叫唤着,只等你一起身,它们就狂奔过来一扫而光。怪不得这露天的茅房里总是很干净的,那都是猪当了勤快的清扫员。“这吃大粪的猪长的膘肥啊!”那是老乡给我的解释。
几乎每天都与猪打交道,出门时要撵走或绕过挡在门口打着圈的猪,上厕所时要赶跑在茅房里找大粪吃的猪,走在道上也是穿来穿去的猪,可就是吃不到猪肉。“怎么还不杀猪啊?”我们总问,那每天总是吃素的日子真难受,都把我们吃成出家人了。老乡说这猪要养到过年才吃的。有时遇到谁家的猪得病死了,急急宰了后要是还能吃,会很客气的招呼大家去拿一些来解解馋。我们知青中有个别胆大的敢吃,我可不敢吃这吃大粪的病猪肉。自从有一次队里给我们拿来一块肉切开后发现有米虫,这以后大家就谁也不敢吃这病猪肉了,如今想起来还很后怕的。现在的我在区里兼任了十年生猪定点屠宰办公室主任,抓“放心肉”工程,深知痘猪肉对人体的危害,要是那时贪嘴,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终于盼到了家家杀猪的日子,那大概是在阳历过年前后。当农家的大肥猪养得都快走不动路的时候,屯里热闹了,几乎每天都有几户要杀猪的人家,大伙互相帮着杀猪,杀完的猪肉储存到过年不用愁,那滴水成冰的环境成了天然的速冻箱。杀完猪后,大家又聚在一起吃“杀猪菜”,记得在农村吃“杀猪菜”,那真是比过年还热闹,杀了猪后的人家会请帮忙杀猪的屠夫、邻居、亲戚朋友一起好好撮上一顿。我们知青在这段时间里也会纷纷被请去吃“杀猪菜”。那桌上摆着的有白切猪血灌肠,猪皮熬的肉皮膏,猪头心肝肺等猪下料,再炒上带肉的几个菜,加上一大盆白菜心豆粉皮凉拌,大伙围坐在暖烘烘的炕桌边,轮流喝着大碗里的高度白酒,一起聊着天南海北,这个时候倒是一番“农家乐”的情景。吃主食时主人家都会端上新鲜猪肉包的很精致的东北水饺,配上捣得很稠的蒜泥,加上清酱与醋调料,蘸着吃。吃完后再喝上一碗原汁的煮饺子的清汤,说是溜溜缝,那味道可是真不错。其实我也是在那时感觉到东北的水饺真好吃的。
赶上这段好时光不容易,可惜我与另一位知青无缘继续享受,被抽到公社基干民兵营防苏修冬训,一去个把月。那民兵集体伙食更差,几乎天天都是冻白菜冻豆腐大渣子的,就连大年三十的年夜饭还是白菜豆腐,见不到一丁点儿荤腥,晚上躺在炕上,看到房东家喝着白酒吃着水饺和肥肥的猪肉守着岁,真是馋得我们直流口水睡不着觉。好在冬训结束后,知青点里做饭的大叔把队里分给的过年猪肉给我们俩留了一大块,我俩当天就包了饺子炖了红烧肉把它吃了个精光。
对于东北吃的方面,留在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数那酸菜白肉和猪肉饺子了,东北人说“好吃不如饺子”,这体会我很深,东北饺子真是好吃,在家虽然也有东北水饺,可是不知是何原因,就是吃不出那个东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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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婆婆盯
熊涤非
命运曾安排我在六十年代末到东北一个贫困而又闭塞的乡村生活。当地生长着一种叫做“婆婆盯”的野菜。传说那是很久以前,有一个被揿在苦水里的媳妇,每天遭恶婆婆驱遣、干粗活重活,吃冷饭残羹,含怨死后变化而成。每逢春季,萌生于山坡、荒地、沟边、路旁,供那些揭不开锅的穷苦人采挖食用。乡亲们为了纪念那位苦命的媳妇,把野菜取名为“婆婆盯”。没想到,就在下乡的第二年,我们几十名“老插”竟跟“婆婆盯”结下了一份难解的缘。
北国的春色一向姗姗迟来。虽然已是三月天气,但从山里刮来的风,挟着雪仍在肆肆扬扬地下个不停。天空一色的阴霾,透过旋转的雪花从窗口望出去,难以分辨哪是车道,哪是沟渠。只有高大的白桦树在风雪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农家的鸡都蜷缩在小院的柴草垛下无力地哼哼着。
三天后,风雪玩腻了天宇下的追逐,终于停息下来。清早,老队长踩着没膝深的积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大雪压塌了队里的菜窖,贮藏在窖里的那些白菜、土豆,一夜之间全成了冰砣罗、雪疙瘩。吃菜的难题一下撂到了我们面前。于是,在日后“嚼咸菜、啃窝头”的日子里,我们唯有苦苦地期待,无奈地抵御日甚一日的艰难。
四月初的北疆仍未到冰河解冻,春潮涌动的时光。但你已能感觉到那种日落风起的寒意在渐渐地消退,冰雪日渐消融。偶尔瞥见枯黄的荒野有一星绿意点缀,那就是“婆婆盯”了。老乡告诉说:那野菜能吃。这消息对我们这些近个把月没能吃到新鲜蔬菜的人来说无疑是心情激动、喜出望外的了。趁眼下农活不忙,无需招呼,几乎队上所有的知青都加入了采挖野菜的行列,揣着工具、提起土篮、撒向村外。一个个蹲伏在地上,拨弄着枯草,仔细搜寻,每发现一株“婆婆盯”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挖起,轻放进土篮里,仿佛担心惊动了那绿色精灵的美梦。不久,原野上响起了一串歌声,慢慢的那歌声像泛滥的河水,漫上了乡村的土坡、地头,向远处流淌。
当悬着一天的太阳感到疲乏,落到了地平线下,天边仅留一抹燃烧着的残红,各路采挖野菜的青年人也陆续回到了宿舍。
大盆绿盈盈的“婆婆盯”端上了饭桌,一只只的杯碗中倒上了香醇甘冽的北大荒酒。在亲身体尝了风欺雪虐,缺菜少粮的滋味后,眼前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美好。今天我还记得那晚的酒,谁都喝了不少,那晚的笑呵,一直响到月亮落下了房后的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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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2:3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终于落下了眼泪
应宜逊
1960年深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后果终于降临农场。
大约10 月底,我们被告知,11月的粮食定量由38斤降为36斤,并且以后还要再降。果然,一个月后,我所在的大队开大会动员,再次调减定量,先由个人自报,然后再平衡核定。大队核定我为31斤。对于原来要吃45至50斤粮的小伙子,这31斤真是难办哟!
当时,我用一个特大号搪瓷杯蒸饭,量上米后,不淘洗便加满水上蒸笼。因为米糠中也有卡路里,舍不得呀!当时食堂发了购菜牌,每人每餐限购一份。起初还有白腐乳供应,每餐我买两块,拌在那一杯粥里喝下肚去。不久,连这白腐乳也没有了。不过,我凭着年纪轻、牙齿好,每当有鱼吃(这要感谢渔场)的时候,总是连骨头都嚼碎咽下,一点也不肯浪费。
在饥饿笼罩之下,我每餐吃完饭之后便匆匆离开食堂,尽量不去想有关吃的事。晚餐后,更是早早进入被窝,这也可节省一点卡路里。1960年的冬天特别冷,正如农谚所说,“冬至月初,骨头冻酥”。又饥又冷的日子真是难熬,虽则劳动时间减为每天七小时,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一天晚上,开大会之际,大队领导宣布,“人造肉精生产成功,请大家尝尝,有无肉味”。接着,每人分到一小勺有点鲜味的酱油汤。本来,我以为人造肉精是一块块的“人造肉”,哪知成了用淘米水培养某种酵母菌做成的酱油汤,大失所望。
当时应对饥荒的基本策略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大队也做了多次“瓜菜代”的饭。番薯丝饭,虽则黑乎乎的,但毕竟甜滋滋的好吃,可惜番薯丝也是粮食,算不上真正的“瓜菜代”。萝卜丝饭,烂糊糊的,味道不好。番薯藤饭更不好吃,有点像猪食。最好吃的是胡萝卜饭,比较干,味道也好,可惜只吃过两次。1961年早春,还吃过一次紫云英菜饭,味道还可以,可惜以后没有再吃。最难吃的是用革命草做的菜饭,又苦又涩,吃到嘴里便难受得直想吐。我硬着头皮往胃里灌,就权当吃“忆苦饭”吧!
当时我在基建队当泥水工,修造炉灶是我的职责。由于白天炉灶要用来做饭或烧饲料,因而修理一般都安排在晚间进行。晚饭本来就吃得有限,饿着肚子加夜班的滋味真不好受。好在有个规定,凡是加班过半夜十二点者,可以领到二两半米饭。因此,我最怕的是十点多就完工的夜班,什么都吃不着,只能又饿又累地上床就寝。
1961年5月,情况稍有好转。有时食堂还有少量剩菜,需要者可等着购第二碗。中旬的一天,我又要去加班,给我做小工的是老搭档,下放干部余昌桢。晚餐后,老余便和我守在食堂里,等待买剩菜,好让肚子里的东西多一点。运气不错,终于如愿,承蒙食堂人员关照,我们各灌下两碗甜菜。
我们挑起泥桶、背起铁耙和刮子前往四里路外的猪舍。这天晚上的工作量颇大,要把炉栅与烟道全部拆除重新打造,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在凌晨两时半左右完工了。
于是,我和老余便肩负“吃饭家伙”,踏着星光,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当时,虽则人已疲惫不堪,肚子又饿得直叫,但是看到工作成果理想,想到宿舍里又有米饭在等着我,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三点半左右回到了宿舍,我放下家什就直奔床头。只见本来应该盖在饭钵上的搪瓷盆已经滑落,拿起钵头又发现里面的饭不知被谁咬去了三分之一,床上还散落着几根什锦菜。怎么回事?我赶紧请老余来看。老余说,“八成是被老鼠吃了”。我听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队长贾高中醒了,过来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被老鼠吃了,没办法的,只好算了!”顿时,好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浑身发凉。这饭,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哇!我看着正在狼吞虎咽的老余,又看了自己被老鼠吃过的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最终,我没有吃,洗完脚便躺到了床上。炉灶修理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疲惫的身子、咕咕叫的肚子和十二分的委屈。怎么会是这样呢?想着想着,终于,眼泪顺着脸颊滚滚而下,落到了枕头上,虽则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夜,我忍受着强烈的饥饿煎熬,在泪水的陪伴下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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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诸勇 发表于 2014-3-16 16:33:01 | 显示全部楼层
番薯风波
秋雨轩
杭州人叫番薯,我们乔司兵团叫地瓜,谁要是脑髓不灵活,反应慢一点,“地瓜脑袋”的外号立马会不客气飞过来。
那一年,老天真当照应,地里的番薯大丰收。那番薯真当个多啊!祼露在几百亩土地上;红红黄黄的一片,夸张一点,就好象番薯的海洋。
挖番薯其实也是件蛮开心的事儿!一铁耙下去,不知道地下的番薯是大是小,是多是少,好像在猜谜。特别是挖到奇形怪状,长得像猴头猪脸的,就更热闹了。大家比划着:这个像某班的张三,那个像某排的李四,笑声一片。这笑声给繁重枯燥的农田劳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乐趣,完全忘记了手掌上正流着黄水的血泡。
乔司是盐碱地,种出来的番薯也带有丝丝的盐味,烧熟了,俗称栗子番薯,很香!若生吃;硬如卵石,味同嚼蜡。
番薯挖出来之后,要分类,剔去小的破的,然后上称装袋。那一袋袋装满番薯的麻袋,整齐的排列着,宛如海塘长堤。
教导员带着难得的笑容巡视来了,大伙儿立即鸦雀无声,埋头干活。教导员是我们这个营区管辖着五个连队的最高长官;高大的身材,嗓门宏大,长得很威严。“令行禁止”是他的口头禅。
当天晚上,营部下了命令;各连伙房一律只供应番薯。理由是够不上外运的番薯太多,破的小的也是粮食,不能浪费!
头两天,知青们那个高兴劲啊!争先恐后哄抢着往伙房窗口挤,一脸盆一脸盆地装,活像62年遭遇饥荒那场面!
番薯这东西,吃几餐换换口味还可以,但要是天长地久、早中晚连续的吃,肠胃就要闹意见了。几天下来,看见番薯就直冒酸水,骂娘的渐渐多起来了。可营部仍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愤怒的情绪在操场、在田头、在路旁蔓延着……
一个晚上,熄灯号吹过不久,只听得外面很热闹,“嘭、嘭”什么东西撞击墙壁的声音,夹杂着玻璃窗清脆的破裂声。跑出去一看,一些人躲藏在暗处,正往教导员家接二连三地扔番薯。有人看热闹,有人起哄,无人出来阻止。不多一会儿,教导员家沿操场一边的玻璃窗大多破碎。教导员家的锅、盆、碗、勺也被砸得“乒乒”乱响,小孩哭声一片,他老婆咒骂连天。教导员穿着短裤跑出屋外大声吼道:“干什么!干什么啊!”大家“哇”的一声笑闹着散开了。
半夜时分,仍能听到零星的“嘭、嘭”声以及教导员愤怒的喊叫声……
第二天,知青们照例带着脸盆懒洋洋地去伙房一一肚子饿总得有东西吃啊。可意外发现,各伙房都恢复供应饭菜了。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大伙儿赶紧丢了脸盆,换了饭碗一哄而上。生怕去迟了,又要吃那该死的烂番薯了。
事实上,经历了这场番薯风波后,各连伙房再也没有强硬供应番薯了。只有教导员那张脸一直黑沉沉的,冷冷的目光从知青身上扫过,让人从内心感到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人往往会这样,好事儿经多了,麻木了,甚至会厌倦。一旦失去了才会醒悟,又要情不自禁的去想。
一些日子过去了,大家又慢慢惦记起番薯的种种好处来,性急的人耐不住又往伙房催促:“什么时候再卖番薯啊,我们都等得厌烦了。”
然后,那令人怀念、向往的番薯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教导员默默地被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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